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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识人之道（第2页）

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弹劾李次青，并不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影响推荐和弹劾，一代名臣的宽广胸怀，自然千古不朽。

曾国藩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在如何去认识人。

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

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

，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

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

“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

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

。

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

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

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

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

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而终无所成。

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官员拜访图清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

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

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

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付；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

。

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

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是汉族地主要在清王朝中获得更多机会的隐约反映。

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其实，甄别，就是考察。

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

。

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做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

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

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

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