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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29页）

曾国藩一听，立即动了心，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

，于是变更计划，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战船四十多只，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

靖港为湘江、资水交汇之处，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置铜官于此，故称铜官渚。

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座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出发前，李元度极力劝阻说：“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

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

曾国藩不听，李元度和章寿麟都请求同行，他也不同意，并且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秘密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后将遗疏交湖南巡抚代陈，遗嘱则请交他的弟弟们。

又说：“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善护之。”

曾国藩大有孤注一掷之势。

岂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不敢近岸，乃急令后退。

却因风大水急，难以逆水而上，只得牵缆徐行。

而缆绳又不断被太平军的小队砍断，水师因此大乱，溃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陆师八百名与团丁合军进击时，因团丁见太平军旗号便反奔，陆师也随之溃逃，争夺浮桥，桥坏板浮，坠水者百余人。

曾国藩见这兵败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剑，站在桥头，立下令旗，大喊：“过旗者斩！”

但湘勇都绕旗而过，抱头鼠窜，无可收拾。

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溃散，水勇亦纷纷奔窜。

“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

，“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

，且“贼船直犯帅舟，矢可及也”

。

曾国藩在这种情况紧急、情绪悲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尽。

随行标兵三人拖拉，曾国藩鼓眼吹胡子大骂，标兵无奈。

正在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座船后舱跳出一个人来，一手把他拉上岸。

此人叫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职。

曾国藩出战前，陈士杰、李元度估计，如曾国藩兵败，必死，乃由章寿麟潜藏于曾氏座船船尾。

此时，曾国藩见到章寿麟，依然尊严不减，怒道：“你来干什么？”

章寿麟随口编出话来说：“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

他给了曾国藩一个下台的阶梯。

曾国藩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地回到了长沙市郊南湖港。

第二天早晨，左宗棠缒城出，到船上会见曾国藩时，他的短袄上泥沙犹在。

左宗棠劝慰他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

他“嗔目不语”

，只在纸上写明所存军械、弹丸、火药的数量，叫左宗棠代为检点。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藉藉，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

存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

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

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

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和冷遇，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

自有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

，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