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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26页）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具有精细的用心，去实行威严凌厉的事情，务求使受惩罚而死的人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这样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具体的处置方法，应该宽的有两个方面，应该严的也有两个方面。

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待银钱要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在充裕时，即使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也掷之如粪土；在穷时，宁可自己艰苦也要解囊而分润。

另一方面，不与他人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则用丰厚的奖励笼络他。

应该对他严格的是：一是礼节要少而平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交情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与官方争斗，而又恰巧发生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诿，请他严加惩治。

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

这四方面都考虑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什么悍将是不能相处的。

【详解】

曾国藩主张峻法，与他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他认为“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

。

提倡严刑峻法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古人主张：“乱世用重典”

，即在乱世之时，必用严刑峻法。

曾国藩深通其中三昧，于是，在按受帮办团练大臣时，他定下的方针是四个字：“严刑峻法。”

他对咸丰帝陈述道：“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

又说，对于这些土匪，“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即正法”

，“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

。

他并且向咸丰帝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与忠心：“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全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这个奏折，是曾国藩狰狞面目的第一次大暴露，是他墨从戎后宣布的第一个大政方针，而这个大政方针又立即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这道朱批，使曾国藩有恃无恐。

他在《与各州县书》中，公开指责以往的地方官镇压不力，“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

，因为他们“搜其巢穴，有拒捕之忧；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

。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的指责更加锋利：“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侍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蜂起？”

不能“宽厚载福”

，不能“暗弱宽纵”

，曾国藩的屠刀已是呼之欲出了。

他一再向友朋和僚属表示：他决心“自别于畏死者之徒”

，大干一场，“师武健严酷之为，以力振疲荼懦忍之风”

，“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

。

他致书湖南各州、县绅耆，示谕办好团练，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共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其有匪徒痞根，聚众滋事，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

在私人信件中，这样的“指令”

也是连篇累牍，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