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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5章 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第3页）

梦想作为人生的一个部分，并不比航天飞机更无用。

这就像，勿以失败的婚姻作为轻慢爱情的理由。

婚姻是多样化的，爱却是一致的梦想。

人应该有独立选择的自由，但不可没有共同的期求与仰望，否则就会像甘守孤独的大熊猫，终于活成濒临灭绝的物种。

我对主观、偶然和命运的兴趣，正是因此而生。

它让我不断地看到人的局限，人的不可自以为是、不可自信为世界的主宰。

《第一人称》确是一例，人的局限是人的处境，人的眺望正是人不屈地试图理解命运和把握命运，但他终难看清那无限之域的迷茫，那么他终归何处呢？命运向他走来，他将何以应对？这永远是人的问题，是上帝不变的题意。

安妮：在这种方向，您是否看过给您很大启发的书？主要是文学的书，还是也有别的范围？有外国作家写过的作品吗？

史铁生：我读的书很少，文学书读的更少。

我更喜欢读些能够启发我思想、拓宽我思路的书。

我对故事不大关心，更注意的是讲——无论是不是故事——的方式。

我对多种多样的形式和角度有兴趣，因为那里面才埋藏着心魂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而故事，难免要附和种种成规，反而容易埋没了独特。

我以前对您说过，我喜欢法国作家的善于标新立异，比如说罗伯－格里叶和玛格丽特·杜拉，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其他作家。

不过我常把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搞混，我不太善于研究文学。

前面我说了，我对哲学知之甚少，但却心向往之。

看外国的哲学译本（我不懂外语）总觉艰涩难懂，所以就取捷径（对我这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反正无关紧要），读得更多的是中国学者的书，这使我受益匪浅。

安妮：有人说当代性意味着与时代进行联系——属于时代，接入时代，同时明显也会意味着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在您来看，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会是怎么样的？在这方面，您自己认为作家的作用或作家的奉献是哪一种的？

史铁生：老实说，我以为这种对当代性的概括等于什么都没说。

这有点儿像一份官样报告：方方面面都要做好。

——可这还用说吗？

我这样看，人既活在当代（事实上所有人都活在，或都曾活在当代）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不可能不与之联系。

这联系，最好不是为了某一先定目的而有意为之，而是要自然融入，故无需特别强调。

自然融入并非一味地顺从，对时代之种种存有疑虑，那正是一切写作的开端和写作的责任。

当然，各时代的具体疑虑会有不同，这正是由于题面的日新月异，但因题意不变，写作就有了超越时代的可能。

今天的问题是，奇诡多变的题面（更为多彩的生活）、五光十色的道具（更为舒适的器具）就像一种魔法，使人太易为其所迷，为其所障，因而忘记了题意，忘记了终极的期盼与依归（所以我喜欢《去年在马里昂巴》）。

比如说，写作更多的是在寻求技巧的变化（这无可非议），但有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呢？倘其没有，文学将不过是一种娱乐，人将只好随遇而安，那人岂非要苟同于动物了？我想，写作永远都是探问，透过时代的迷雾，去追问那永恒的美好。

绝对的美好不存在吗？对，它不存在于空间，但它存在于追问与寻求之中，它从来都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心魂的确在。

这就是作家的奉献吧。

人的各种器官有着不同的用处，有的去种地打粮，有的去开山铺路，有的去痴心梦想；要是所有的器官都用于捕猎筑巢，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人类是整体，作家就像其一种器官，他们梦想纷纭常做些看似无用的事，并以此作为奉献——这当然不可笑，种种可能的路途，哪一条不是以梦想为先？

载《北京文学》2001年第12期

注释：

[1]安妮（安妮·居里安），法国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