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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第7页）

只是到了明代，城市的商业和民营的工场手工业及农村的手工业才逐渐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东南地区比较发达。

清入关之初，这些工商业曾受了相当的打击，一度低落。

但是，因为社会经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条件，这些工商业不久就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起来。

我们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许多城市的面貌上，首先就可以看到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盛。

就以当时的金陵来说，这座城市显然已经成了当时江南工商业的中心城市。

它不但保存了明代的铜铁坊、皮市、履鞋坊、帘箔市、伞市、木器街、木匠营、弓箭坊、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等，还增加了珠宝廊、书坊等新的市肆。

《续板桥杂记》中说：“乾隆之世，利涉武定二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

当时商贾水陆交通直达金陵的有十几路。

这是金陵的情形。

再举武昌的情形来看，据《古今图书集成·武昌府部·汇考》所载，当时“商贾之牙侩，丝帛之廛肆，鱼米之市魁，肥其妻子，雄视里闬；下至百家技艺、土木食工，以及俳优侏儒，趋利于阛阓者，未尝不趾相错而踵相接也”

。

如果说，这些都是南方的情形，那么，再举同书关于宣化府城的记载来看：“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可见当时许多城市的工商业都很发达。

而且，清代康熙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引起社会风习的变化，也更加显著地表明了它比唐、宋、元、明各朝代还要深刻得多。

康熙年间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的封建老爷们，叙述了武昌等城市百工商贾发达的情形之后，就不胜慨叹地写道：“土俗民风经百余年而未变，迨故明万历之季，风气浸薄。

……今则贵贱无分，少长失序。”

此等腐儒的叹息，在当时许多文字中本来也很平常，但它却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这就是：明代万历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到社会风习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万历以后变了，因为城市工商业发达了；而清代康熙年间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因为新兴的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了，这当然会使封建老爷们看不下去的。

这种工商业发达的情形，在当时究竟是不是相当普遍的呢？当时其他地区的城市和其他工商业的全面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应该在这里得到简要的回答。

许多历史的材料说明：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无论建筑业、采矿业、制盐业、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印刷业等在许多地区都十分发达，分工也很细密。

如乾隆年间的建筑业在各处都有，其中分工的种类名目很多，有大木作、南木作、石作、瓦作、搭彩作、搭材作、土作、油作、裱作，等等。

在采矿业方面，清统治者曾一度严令禁止，但后来也逐渐开放了。

据《清史稿》所载，康熙年间山西应县、陕西临潼、山东莱阳各处银矿已经开采。

雍正年间广东总督鄂尔达奏称：“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

广东的采铁和冶铁工业发达的情形在鄂尔达的奏疏中记述得还很多。

比如他描写“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

，可见是很发达的。

乾隆年间陆续准许山东博山等地煤矿以及贵州思安、陕西哈拉山、甘肃扎马图等地金矿和银矿、两广和云南各地的铜、铁、铅矿，尽行开采。

云南的铜矿历史很久，规模也很大。

它在康熙、雍正的时候是“由官给工本”

开采的，起初每年产铜只八九十万斤，乾隆的时候虽然仍由官府“放本收铜”

，却并不干涉生产过程，各矿厂可以独立经营，因此每年产铜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斤，矿区也扩大许多倍。

《清史稿》载乾隆时“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

。

再看阮元《云南通志稿·食货志》的材料，云南铜矿在康熙年间常有十七八处在开采；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常有二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九年以后常有三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三十七年有四十六处在开采。

王崧《厂矿采炼篇》记述各处的“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

而优伶戏剧，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

。

可见连某些边远的矿区也逐渐变成新兴的工商业小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