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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4页）

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过你的《永远的五月》，你的文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那时就产生要和你对话的愿望，却又往后推迟了十年。

最近又重读你的文章，忽然觉得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两个爱文学的女子，在中国起步的环境和历史大同小异，一个勇敢，一个胆怯；一个经历过和走过的，是另一个刻意逃避和摆脱的。

然而谁也没有走出生死与荣辱，过去与现在，情与爱。

与你倾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谈些什么呢？你在中国的首都生活了半辈子，是标准的北京人。

我这半辈子的前一半是彻头彻尾的广东人，后一半是美国人。

虽然现在“定居”

美国的首都，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住长过。

你这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和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安排在一起；我却是做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事情。

你写到自己办地下刊物和坐牢经历时的那种平实和不夸张，让我无法假设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肯定不敢冒坐牢的险，如果是年轻不知深浅被抓进去过，我的平常心恐怕已经被折磨掉，或者精神萎缩变形、利欲膨胀。

我们是这么不一样。

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关注。

就像我们纽约的台湾朋友王瑜所说：“你们这些大陆生活过来的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太严峻，”

她后面的话是，“短篇都装不下，只好写长篇。”

比如我的小说，今天写到一个孩子，他在“文革”

中遇到一次死亡；在描写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到“文革”

，想到我做中国人的痛苦经历，便走出了写作的世界。

因为这种经历，我一直对要不要孩子有太多的怀疑。

孩子来了，他的小小表现，又让我心惊肉跳，担心那是遗传中带来的文化毒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虚伪和残忍。

我无力和有这么强大背景的文化去抗争。

免疫注射或者隔离，我选择后者，利用远离中国的地理条件，让我的孩子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隔离。

但是你在中国生活的孩子，可以读有关他父亲的文章，可以为他父亲和母亲的抗争骄傲。

当然，你比我付出的代价，要更大，更长久。

我们会在下一代身上看到什么结果？他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会被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压制和扭曲吗？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经过的苦难，他们是否会变得浅薄和虚弱？

坚妮

二○○三年十二月

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２

徐晓致坚妮：

从偶尔收到的海外《今天》上读到你的文章。

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是广东人。

直到两年以前我们在华盛顿见面，以及此后的通信和通话，使我不得不承认，认为广东人缺乏激情与浪漫是我的偏见。

正如你在信中所说，情与爱对于女人，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生死与荣辱对于中国人，恐怕是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