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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现在看来，那些信显得琐碎而平淡，不再能打动已经被磨得无比坚硬的心。

可当年每个收到信的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没有收到信的还免不了嫉妒和抱怨。

一凡是我的“专利”

，不管他多忙，我总能收到他的回信。

经过两年的奔波，我和一凡于一九七八年先后得到了彻底平反。

平反使一凡受到巨大的鼓舞，并不是他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多么重要，而是他从自己的平反中为自己的信念增加了证明。

他在给北京市公安局七处我们案件的预审员老马的信中说：“审讯时我曾自信地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我党的一员。

出狱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党被林彪、‘四人帮’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以致使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导致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

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党一定能重新恢复光荣传统，我一定要为祖国恢复和重建民主制度，为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年，一凡在给我们同案一个难友的信中说：“在争取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我国人民将普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逐步摆脱困苦的同时，人民也将同时摆脱愚昧，中国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人的解放，中国人将真正成为人。”

出狱之后，我看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共产党员都更加真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与变化。

他多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报纸上出现的错别字、语病，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辞书都曾由他终校。

他始终是党报的忠实读者，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刚十三岁，躺在大连的病床上，看到某工厂领导只注意抓产量，不注意工人健康，以致有些工人劳累过度工伤住院，就写信给旅大《人民日报》反映情况。

当报社的人带着稿费到医院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原来只是一个孩子。

三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经常给党报写信反映情况，大至批判武训，小至街头路灯无人管理浪费电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更有责任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

在狱中，他曾与后来被称为反“四人帮”

英雄的青岛工人韩爱民同囚一室，出狱后，韩委托他帮忙为许多人上访，其中有四个人由于他的帮助而得以平反。

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为党拨乱反正尽力。

如何理解一凡的反叛与归顺，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

在此，我想摘引一凡的父亲一九七六年在一凡被捕后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写的一份检查：

赵一凡在两三岁时，在上海因看管他的保姆不小心，从高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脊骨受了伤，怕被辞退她没有告诉我们。

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痨，用睡石膏床的方法治疗。

为了哄住他，在睡了六年之久的石膏床上，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小说。

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传为美谈，实则这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后来他病好了，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匪进攻解放区，我带着他从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病在大连治疗。

不久我又带病到解放区工作，一凡则留在大连插入一所仿苏十年制小学的五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上学，也是惟一一次上学。

几个月后，因参加学校抬木头劳动脊椎骨被压塌，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了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

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中外小说，还学会了俄语。

在他十二岁时，还写了一本《新少年的故事》，在大连兴华书局出版，我听到后还高兴呢。

其实，这是他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赵一凡能用双拐走路了，我们才一起住在北京，我要他去北大文艺系学习，他说已去人大文学班旁听，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都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

不久文改出版社成立缺人，我把他当临时工招进去，编了两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工作认真负责还加入了共青团。

文改出版社取消时，因为名额有限，我没把他像别的临时工那样转正，他就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

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我靠边站，关“牛棚”

，去五七干校，所以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

我之所以占用如此多的篇幅引用一位老人、一个父亲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