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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给我送来了腊八粥和包子，赶二十里路用饭盒带粥，这样的事恐怕只有他才做得出来。

他住在单位，家虽然离得很近，为了自在宁肯住在库房，晚上把一块木板搭在写字台上就是他的床。

库房原是一座大庙，阴冷而潮湿，常有各种小动物出没。

他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过一只每晚必到、把两只前爪搭在门槛上陪他看书、听音乐的黄鼠狼，并开玩笑地说：“它能我和交流，早晚会成精变仙。”

他的单位在市中心，朋友们路过时坐一会儿便不想再走，于是办公室成了客厅，下班以后常有规模不等的聚会。

不管是谁来，都是面条一碗，一碗面条，有时外加八分钱一个的大火烧。

即使喝酒，也只有二锅头、花生米，拌白菜心、水萝卜就算是奢侈之物了。

鄂复明、王捷、万之、田晓青是那时候的常客。

他们有时候海阔天空，国事家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有时候话又很少，可贵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

的默契，总之彼此都觉得很满足。

田晓青这样描述当年的感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隔多长时间，只要见到他，喝一杯酒聊几句就觉得心里踏实，觉得世界没变。”

苇岸在一篇写黑大春的散文中称他为“诗人的摇篮”

。

我不喜欢这种形容，这是夸大了的赞誉之词，虽然出于好意，却不符合事实。

但我相信一个充满了幻想与躁动的十八岁男孩儿的心灵，在那种娓娓的彻夜交谈中，会变得平和而安静。

这种神交成为他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

男人与男人之间既了解并珍爱各自的优点，又了解并包容各自的弱点的友谊，成为他生活的支点、人生的事业，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

我想，很多朋友怀念他，是因为想起他便想起那个年代，想起那个年代自己的幼稚与单纯、真诚与梦想。

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寻找当年的圆明园、丁家滩、十渡，又怎样才能促成当年那种背着瓶啤酒，带着干面包，在野外玩儿童年时的游戏的郊游呢？

这些人中大多原本就是我的朋友，但说实在话，我时常会产生深深的自卑，和他们相比我似乎永远走不进他的内心深处。

我羡慕他与万之、田晓青之间那种不用把话说透就能相互理解的默契；我嫉妒他与鄂复明、王捷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我渴求他对待大春、桂桂那种兄长似的呵护。

可我俩之间却不自觉地把宽容藏起来，把完美强加给对方，从一开始就总是相互折磨。

我们都很痛苦但又执迷不悟，尤其我更是执着。

不但他的散淡他的超脱他的深沉使我着迷，就连他的怪癖他的病体也不在话下全盘接受。

很多人对于我在结婚之前就清楚他的病情表示不可思议，认为一定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这不是事实，事实是结婚之前我不但知道，而且已经承担了护理他的义务。

直到今天，我从未认为他的身体是我们之间的障碍。

不，障碍不在于身体，婚后他年年住院直至一九九一年一病不起，我从没为此而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走到一起结婚生子，肯定有必然的理由，不管那理由在别人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他和她肯定是第一的、惟一的理由。

在那几年，我作为他的常客之一对他的经历和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九五六年，他才十岁，因急腹症住进医院，手术后病理检验诊断为淋巴肉瘤。

这是一种非常险恶的肿瘤，因此手术后还得施行放射治疗。

五十年代，我国的放疗设备和技术都很落后，一个疗程下来，把一个十岁男孩儿的前腹后腰都烧伤成板结状。

几十年来，他受尽了放疗性肠炎和粘连性肠梗阻的折磨，为此小学和中学他分别休学一年，“文革”

开始时，他是北京六十五中高三的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他没去农村，他的家成为下乡返城知青的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