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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薛宝钗的维护捍卫（第2页）

，说得好可怕。

杂书主要是指文艺类书，文艺必然反映人情人性欲望苦闷牢骚，此其一。

文艺即使打着教化旗号，也不能只讲一面理，表现生活较为立体，接受者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你控制不住接受过程，此其二。

杂书说话随便、自由，不可能事事作评析作结论一味灌输，给了读者一点自行体会解读的空间，此其三。

专制主义、教条主义、极端信仰主义……都会觉得文艺类杂书危险有害。

从杂书之害干脆说到识字之害，宝钗说，男人读书没有去辅国治民，“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

。

宝钗的价值观一直发展到愚民政策，她的话直如已经掌握了权力，身在朝廷，精通至少是倾心于或应该说是狂热于御民之术，可见这样的观念已经何等深入人心与源远流长。

从宝钗的理论我们甚至于可以想到历史上的“文革”

，“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

，已经大规模重现在例如1966年的中国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黛玉对此基本上心服口服，她借一个不相干的话茬，指桑“敬”

槐地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

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

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

黛玉屡屡表现过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不感兴趣与无所知无所上心，她主要也只是任性任情率真钟情天真无知（于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罢了，不等于她敢于向主流观念挑战。

谈起这一类话题，她先是飞红了脸，接着只剩下了唯唯诺诺与求饶。

封建的主流观念是太强大了。

黛玉的悲剧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至今有人喜欢上纲上线地评价她——也有更实际的原因，尤其是家境、父母双亡、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原因，不好一概而论，不好以林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