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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只有在&ldo;文革&rdo;的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

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像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

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

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

大家别忘了，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让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叹为观止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这怎么能够不让我这样的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汗颜呢?

我上面的介绍远远不足以涵盖季先生作为学者的成就。

好在我写了《季门立雪》，里面有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一百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

季先生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

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

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

季先生当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

但是，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

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ldo;走俏&rdo;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ldo;走俏&rdo;了，这就是我说&ldo;看不懂&rdo;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