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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第4页）

“秦既暴虐”

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的“暴政亡秦”

。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

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

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

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

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礼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己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

敏感什么？警觉何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

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

，“以为典常，垂之于后。”

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样全盘继承秦制。

如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露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

《史记》中“非秦”

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

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

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

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

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

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

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

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

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

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

“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

“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

等等。

连反击匈奴这样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

，其荒谬可见矣！

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

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

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