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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

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

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

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

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

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

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

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

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时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

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

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

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ldo;文革&rdo;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ldo;文革&rdo;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

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

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

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

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

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

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