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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读蒲松龄促织（第17页）

它有它的阶梯性和逻辑性，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的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革命。

在求知，或者说求真的这个大的背景底下，启蒙运动是向内的，工业革命是向外的。

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的回答更加悲观。

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好，上帝被干掉了，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

，蒸汽机或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什么了？是无产，是赤贫、疾病和丑，是把自己“生产”

成了机器。

人的“变形”

是可怕的，每个人在一觉醒来之后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变了甲壳虫。

这种异化感并不来自先知的布道，是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普遍的——自我认知。

它首先是绝望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认知。

同样是变成了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则完全不同，这里头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意义，不涉及生命的思考，不涉及存在，不涉及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

在本质上，这个问题类属于生计问题，或者说，是有关生计的手段或修辞的问题。

在面对“文学”

和“历史”

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姿态：文史不分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文史不分家的。

上面我们涉及的可笑的说法，是标准的“文史不分家”

的说法。

但是我要说，文史必须分家，说到底，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

文学一旦变成历史固然不好，历史一旦变成文学那就很糟糕了。

如果我们把文学的部分属性看作历史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真的会贻害无穷。

关于《促织》，我就说这么多，因为能力的局限，谬误之处请同学们批评指正。

2014年12月17日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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