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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曾国藩与曾国荃的这一番谈话，当然有野史想象的成分。

不过以曾国藩和曾国荃的性格和关系，这样的谈话内容完全合理。

不仅如此，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ldo;帝王之学&rdo;的学者王闿运等，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

他们一开始说话时都很隐晦，有的借机发发牢骚，抱怨朝廷奖励不公，有的替曾国藩抱屈，因为咸丰帝临死之时有遗言，许诺&ldo;克复金陵者王&rdo;。

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ldo;一等毅勇侯&rdo;，&ldo;王&rdo;与&ldo;侯&rdo;，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ldo;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rdo;，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

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

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ldo;进&rdo;‐‐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ldo;退&rdo;‐‐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

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

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

因此，曾国藩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ldo;求缺斋&rdo;，也是这个意思。

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

再说，如果造反，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周围的形势，湘军只是清廷进攻金陵的一个先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身前左右，朝廷早就布置了大量兵马：在金陵的西部，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

这些人马，都跟曾国藩的湘军毫无关联，他们可以说是来支援湘军的，也可以说是来防备湘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竭力冒险去做这样的事，不是很愚蠢吗？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

曾国藩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

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

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

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

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曾国藩立即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

曾国藩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

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曾国藩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

曾国藩清楚地明白一个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儿寡母统治的恐慌。

至于恢复科举，倒是出自曾国藩的真心。

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曾国藩一直想为天下的学子做点什么，而且，恢复江南贡院，明显地可以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事情果然如曾国藩所料，科举的恢复，使得社会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两江一带的年轻后生因为有了出路，又开始专心求学，变得安分守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