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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3页）

今年算冷够劲儿了。

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

据说近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功于拉尼娜。

听起来，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

看来，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

在这久违的大雪里，没有污垢与阴影，夜空被照得发亮，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

只有在这种浓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

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与喜事同一颜色。

人间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是年的标准色。

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被灯笼的光映红了的雪，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们儿时对年的情感里。

旧时的年夜主要是三个节目。

一是吃年饭，一是子午交接时燃放烟花炮竹，一是熬夜。

儿时的我，首先热衷的自然是鞭炮。

那时我住在旧英租界的大理道。

鞭炮都是父亲遣人到宫北大街的炮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

我怀里抱着那种心爱的彩色封皮的&ot;炮打双灯&ot;，自然瞧不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们。

至于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结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里，不胜困乏，眼皮打架，连怎么躺下、脱鞋和脱衣也不知道。

早晨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由于太近而显得特别大。

那是老时候的例儿，据说年夜里放个苹果在孩子枕边，可以保平安。

在儿时，我从来没把年夜饭看得特别非凡。

只以为那顿饭菜不过更丰盛些罢了。

可是轮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与社会的重围里，年饭就渐渐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儿，主要的事就是张罗这顿年饭。

70年代的店铺还没有市场观念。

卖主是上帝。

冻鸡冻鸭以及猪头都扔在店门外的地上。

猪的&ot;后座&ot;是用铡刀切着卖;冻成大方坨子的带鱼要在马路上摔开。

做年饭的第一项大工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把这些带着原始气息的荤腥整理出来。

记忆中的年饭是一碗炖肉，两碟炒菜，还有炸花生米，松花蛋，凉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黄瓜皮--当然每样都是一点。

此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那是一只我们宁波人特有的红烧鸭子，但在70年代吃这种鸭子未免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饭中吃到一次。

这样一顿年饭，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生活的极致。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年饭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最真实的上限的&ot;水位&ot;。

我说的中国人当然是指普通百姓，决不是官宦人家。

年的珍贵，往往就是因为人们把生活的企望实现在此时的饭桌上。

那些岁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尽全力来实现出来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里把现实理想化，过年时把理想现实化。

这是中国人对年的一个伟大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