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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第2页）

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

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

《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

《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

。

《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此七百余岁但指周言），虞、夏二千余岁。”

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

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

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四千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

人类学家以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它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再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

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

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

按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

按《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二百七十六万岁。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

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

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十三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万六千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

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