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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等于被叛南京大屠杀（第13页）

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的暴虐，为粉碎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杀”

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

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

松井于1937年12月7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

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

。

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

在“扫荡”

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

或“便衣兵”

），亦可屠杀平民。

南京沦陷第三日（12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

所谓“扫荡败残兵”

，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1990年5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

，“枪毙俘虏”

，甚至“难民”

的命令已昭然若揭。

事实上，松井入城后（17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14000余名俘虏于19日上午才动员杀掉。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1月。

同时，12月21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

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

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

呜呼！

这就是皇军？”

“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

（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

，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

“南京大屠杀”

当然不可避免地在1937年11月20日设立的“大本营”

会议上讨论。

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

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翌年2月26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