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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罪人大汉奸汪精卫的简介（第12页）

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

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

按照“重光堂密约”

，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

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

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

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

。

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

理论。

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

的“东亚联盟”

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

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

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

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

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

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

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hun……我们从前yu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

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

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

从远处着想。

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

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

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

，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

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

、“同甘共苦”

，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

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