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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逃哈密（第4页）

这些代表着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物证，这时竟成了扔不掉的罪恶负担。

丁都叫我保管，之后回兰时，我向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处移交印信共26颗。

有天深夜，丁宜中对我说：“周祥初、杨复兴（洮岷路保安司令）等9月11日在岷县起义后，周以个人的名义给我来电报，劝省**保全物资，宣布起义，千万不要再往西逃。

我把电报交寇永吉看了，寇与骆力学商讨后说：‘这事现在不好办’”

。

丁说到这里，仰天长叹了一口，默默地把周的电报烧了。

我说：“秘书长应召集四个厅长研究决定去向。”

丁说：“晚了”

。

解放后，周、丁在兰州谈及此事时，周带开玩笑地对丁说：“你呀，真是个标准的‘百无一用是书生’”

。

丁说：“你哪里知道，枪把子握在寇永吉亲信郭庄、蔡呈祥手里，寇永吉不点头，我是指挥不灵的……”

就连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来酒泉与人民解放军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河西总参谋部参谋长汤祖坛等商讨起义事项，顾虑重重的丁宜中也未敢主动介入。

正如丁宜中常给我说的：“我是看守**；看守好**的财产，等着移交清楚，我的责任算完了。”

丁宜中其人受封建礼教熏染积习太深，旧的一套处世作人老学究作风，决定了他终生是个标准的幕僚人才。

遇事优柔寡断，唯唯诺诺，凡事从不自作主张，总是以长官的言行为意志，仰人鼻息地做承上启下的官样文章。

这就是四次出任甘肃省**，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主席任秘书长（朱绍亮、谷正伦、郭寄峤）不倒且还落得“好声名”

的为人作事的哲学。

正是这位“大事不决，要事失策”

的代主席，在他的手里失去了历史车轮前进大好机会。

当解放大军乘胜直指酒泉时，丁宜中决定，对逃至酒泉的省**职员近100人，每人发白洋50元，作第三次遣散。

在发遣散费的会上，丁宜中声泪俱下，又是抱拳作揖，又是深鞠躬的说：“我丁某把大家带到这里，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罪在自己”

。

被遣散的人员，也是抱头哭成一片，默默地垂头丧气地散去。

这批离乡背井之人，酒泉解放后，均向酒泉军管会报到登记共103人，作了适当处理。

经过这次遣散后，省**只剩下20余人（笔者是其中之一），且绝大多数为各位的头头。

9月24日深夜，在解放军逼近酒泉城下时，我们仓皇逃出酒泉，漆黑之夜，向西前进，到处是散兵游勇，枪声四起拦路抢劫、打家劫舍。

由于我们还有运载物资大卡车20余辆，轿车、吉普车10多辆，连成长队，晚上车灯通明，一路幸未遭到抢劫。

25日下午到达哈密。

经民政厅长马继周（回教）与哈密专员尧乐博士（维吾尔族）接洽，我们住哈密专员公署尧乐博士公馆。

当晚尧乐博士举行盛宴为我们洗尘。

会上尧乐博士与丁宜中二人，还致辞互相吹捧了一顿，真是不知清算罪恶深渊之将至。

26日上午，丁宜中在尧乐博士公署二楼会议室召开甘肃省**进疆后第一次临时**委员扩大会议。

出席者有省**委员兼秘书长代主席丁宜中、委员兼民、财、建、教四厅长及委员兼田粮处处长马继周、寇永吉、骆力学、宋恪、吕宗祐。

列席的有：省保安公司王孔安、蔡呈祥，省府主计长朱煌、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审计处长田籍田、《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关洁民、中央通讯社兰州记者站主任唐雄、兰州市警察局局长郭庄，武威、酒泉、临洮的专员傅子赍、王维墉、何世英等。

省**秘书赵世英作记录。

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一个今后往哪里去走哪条路的问题。

会上顿时暴发了西北两派人员各持理由、互不相让、激烈争执、面红耳赤的僵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