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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雨新晴登五泉山武侯祠（第8页）

五、满腔爱国热忱，不与权势为伍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中华民族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凌侮。

消息传到陇上，群情激愤，先父亦义愤填膺，于甘肃文高等学堂大礼堂，慷慨陈词，挥笔书联：“我都是黄帝子孙，俯仰乾坤，何堪回首；你看那白人族类，纵横宇宙，能不惊心。”

痛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表达了他真挚的爱国热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侵吞革命果实，神州大地军阀混战，硝烟弥漫，人民疾苦，无人过问，先父忧心忡忡，意志消沉。

入民国后，洁身自好，不入仕途，但对危及百姓安危的事仍不遗余力。

如1912年甘肃汉回各军队由陕西彬县、醴泉一带撤回麇集兰州，先父担心回汉军队矛盾加剧，发生武装冲突，危及地方安全，便电陈当时的总统袁世凱，详陈其害，希望将部队进行调遣、隔离，以保兰州的安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兰州举行了悼念大会，会场设在万寿宫（现通渭路兰州市政协所在地），先父亲笔撰写了一副挽联，联云：

抵制外夷，打击侵略，谋求幸福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于光天化日之下；

振兴中华，创造共和，从事国民革命，挽救受压迫群众于危急存亡之秋。

这副挽联，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先生一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业绩，词义新颖，发自肺腑，赞扬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一个曾官居翰林院编修的前清遗老来说，对孙中山先生能有如此高的评价，实属难能可贵。

1931年8月，国民军师长雷中田捕押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于省警察局，于是马家军陈兵城下，直逼十里店，省城危在旦夕，数万人的生命财产眼看将罹于战火，在这紧急关头，先父挺身而出，面见雷中田，致书警察局局长高振邦，极陈利害，力主迎马鸿宾复位。

加上吴佩孚、马福祥、马鸿逵等军阀的从中斡旋，终于避免了一场战祸。

先父平易近人，对平民疾苦，有求必应，但与官僚军阀却素不往来，表现了一个文人雅士的高风亮节。

传说在刘郁芬任甘肃省主席时，为了赢得社会各界对他的支持，屡想拜见先生，但他却以年老多病为由拒不相见。

某次祭孔大典上两人相见，先父仍是坦然自若，不与周旋。

又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来兰调停“雷马事件”

时，不少人朝夕相陪，酒宴相待，当吴慕名造访先父时，先父却避而不见。

他的这种为人正直，不与权势为伍的品德和作风，长期为世人所称道，传为佳话。

六、廉洁奉公，品德高尚

先父的一生，清廉正直，品德高尚，颇得时人所称赞，他所创办的兴文等八社，财力雄厚，但他坚持义务服务，分文不沾。

办事必依章程，财务出纳各有专人所司，管理非常严格，因而事业日益兴旺。

1913年起，因不再任教，没有薪俸，才开始接受所管各社的车马费，并以写字卖画谋生。

1928年将所管“八社”

分交地方人士管理后亦不再接受车马费。

正因为先父办事认真，奉公廉洁，声誉甚著，所以甘肃几次救灾赈济工作，社会各界都公推先父主持。

修建五泉山时，工程浩大，巨额资金，全是由先父个人出面募集的，按说是可以独揽财政大权的，但银钱出入均委有专人负责，他却一尘不染。

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天某包工头去先父家商议修建事宜，见他吃饭用的小炕桌已很破旧，随后便悄悄做了一个新的给他送去，不料引起先父极大气愤，当面责备说：“请你把炕桌拿回去归公，就这张小桌子，我大半辈子都用下来了，怎么可以用公家的财物给我刘某私人开销，记住，不论是谁，今后决然不许这样！”

修建工程竣工后，他将费用收支情况，刻于碑文，公诸于世，以垂久远。

先父家境清贫，生活俭朴，他在《果斋遗言》中写到：“我自离开了我父亲，困苦艰难熬了十几年，到四十岁以后，才不为家计所迫。”

他一生没有一所像样的私寓，没有一幅名人字画，没有一块好砚台，直到老年，他生活一直还是清贫俭朴，洗脸没有用过搪瓷盆和毛巾，而是阿干镇烧的瓦盆和民间出售的粗布。

家里人男婚女嫁，一律用茶点招待，概不摆设宴席。

1924年先父出嫁侄女，由于他声望很高，贺喜送礼者甚众，但他却一一谢绝，并给贺礼亲友每家送一谢笺：“不送礼，不道喜，免劳神，都省事，君不见时光如此，山林隐士无名刺，彼此心照而已矣！”

处理丧事，一贯主张：“不做佛事，不请僧道，不设道场，以饮酒为大戒。

举行悼念，奠用家常便饭。”

并将此写入遗言，留于后人。

先父去世后，家属遵守他的遗嘱，亦从简办事。

这些虽属生活琐事，但可看出先父的高风亮节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