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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雨新晴登五泉山武侯祠（第3页）

这‘机器劫’是个大劫，过此以往，世界的人若不同心同意地挽回这个劫运，恐怕这欧战还是小事，还有个大祸在后头哩！”

所以他在《拙修子太平书》中提出：搞科学的必先学孔学，非深有得于孔学者，不许习物质科学，究心孔学者亦必精通物质科学，科学家遂不复有助气造劫之思想，于是孔学与科学合为一家，东西学术水**融，人类才能进入“还醇时代”

，即世界大同时代。

他预言到西历（公元）3330年，全球人类，化除国界，欢若一家，无貌合之伪交，无倾轧之鬼计，不见战舰火器，居民欣欣，以农为本，手工辅之，无甚贫甚富，无甚强甚弱，悠然自得，是谓还醇时代。

先父把这种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要有精神文明来驾驭的思想，名之曰“以理驭气”

。

这种观点对当今构建和谐世界，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父的哲学思想虽以儒家学说为主导，但他对西方哲学也很重视，1916年的《果斋日记》中写道：“近年于温经之余，有志搜讨西人学说，将欲融会贯通，铸中西为一冶……独恨精力已衰，老将至矣！

不能遂中西一冶之志，纳世界于无争，进人群于相善，其待诸后世之人乎？”

足见他已经意识到研究西方哲学的重要性。

他还说：“各国近世之学术，待当博览研究以定其是非，当世人才之学术皆当详细考求以明其得失，惜乎得书甚难。”

在图书资料极其缺乏的条件下，他阅读了培根、笛卡尔、牛顿、赫胥黎、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研究了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研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基础知识。

比较了中西学术、学风之优劣。

他在《果斋日记》中写道：“得意之人每言人，失意之人每言天，亦古今中外之通例乎？今欧洲盛矣，其国人精神意气，往往专尊人力，几疑天命之无权，世之骄子大抵如是。

中国衰矣！

其国人心思言论，往往顿归天命，几疑人力之无用，世之败子大抵如是。

噫！

皆非知道者也。”

他把“顿归天命”

与“世之败子”

联系起来，真可谓理学家研究西方哲学后的一大收获。

他还在《拙修子太平书》中说：“孔学化重保守，其流弊必致萎靡不振，……科学化以进步为特长，纳世人于嗜欲攻取之途，争夺不已。”

足见先父通过中西学术的对比研究，使他的视野与思路大为开阔，哲学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拙修子太平书》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有得于中西学术对比之研究。

一位清朝遗老，哲学思想能有如此大的转变，实属难得。

多年来，社会上对先父的这种观点褒贬不一，有人斥责他的“机器劫”

的提法是反对科学的落后保守思想，这完全是对他的哲学思想没有全面了解的偏见。

他所说的“机器劫”

是指那些西方列强，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各种杀人武器，以实现其侵略他国和掠夺财富的野心。

其实他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力提倡把机器用于发展生产和兴业强国上。

他在所著的《果斋日记》中说：“吾国谈新学数十年而无提倡机器学者，无主张致全力于机器以扩**商业者，舍根本以驰逐于口耳之空谈，故不能得新学之益而反受新学之害。”

他还提出发展科学实业以强国富民的主张，他说：“中国不能自造机器，精研理化，以广兴实业，则无收回利权之望。

利权不能收回，则无从言富，不富无从言强，保教保种，议法议政，皆空谈耳！”

这能说他是一个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腐儒吗？到1922年，他借鉴西方看中国，见解更趋于实际了。

他在《果斋日记》中写道：“欧洲近二百年来，富强本源在机器的发明，能吸收财力，聚敛货财。

吾国讲求新政者多矣！

其得失不必深求，只问其所办之事，是日以生财者，是日以耗财者。

生财则得，耗财则失，无论外表如何整肃，如何文明，倘若内容无生财之希望，而惟耗现有之财以欺人欺己，其为祸烈矣！”

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先父能认识到政治决定于经济，经济有赖于科技的这一朴素真理，堪称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