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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9页）

如果他真是“南人”

又隐匿于山东多年，二人无从相识，即使结义，也是当年在京郊的事。

其实结义与否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传说，又进一步证明义和团与董军是亲密无间的、他们的反帝爱国立场是一致的。

大概正是义和团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激发了甘军将士，成了他们所以对敌英勇作战的一个主要因素吧！

清朝廷宣布对外作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极端仇视和痛恨，他们一再要挟清廷对义和团严厉镇压。

前述要清廷以袁世凯代毓贤为山东巡抚是其中一例。

此外，各国驻京公使屡向清廷提出强烈抗议，进行威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四月间，各帝国主义在大沽口外组织海军示威。

五月二十一日，十一国公使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要求严禁团民纠党练拳，对团民首领和放纵义和团的官员要尽数诛杀。

各国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军也做好了登陆入侵的准备。

与此同时，约于五月底和六月初，各国“洋兵不下五百人”

，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分两批进入北京城。

但这些“洋兵”

在北京城远远不止于保护使馆，而是横冲直撞，开枪杀人。

连清朝廷在“六月癸酉”

发的“上谕”

中也指出：他们“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其或任意游行，几欲闯入东华门，被阻始止。

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

。

“洋兵”

在京城如此横行霸道，连帝宫都要闯入，广大群众和爱国将士怎能容忍！

所以仇杀是在所难免的。

六月八日（即农历五月十五日），甘军在永定门外，捉杀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

据说，甘军士兵在路上捉住了杉山彬，解送大营。

董福祥问是何人，回答是个书记官，董令“撒过”

，士兵即推出斩杀。

原来陇东口音，“撒”

、“杀”

同音。

据此，当是误杀，否则，不会如此简单处置。

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则是另一种情况。

一种记载说，克林德带领水兵向练武的拳民射击，引起甘军的愤怒。

六月十六日，当克林德又向东单牌楼巡逻的清兵挑衅时，甘军士兵当场将其击毙。

另一种记载说，清总理衙门约各国使臣前去商谈，克林德先行，被瑞郡王所部虎神营士兵枪杀，其余使臣折回。

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当时京城之内，中外之间已形成敌对状态，相互动手是难以避免的。

究其根源，远因是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洋情绪；近因是洋兵入城的胡作非为，又给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义愤火上浇油。

作为清**来说，首先应该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

，对使馆加以保护。

自己无力保护，让“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