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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书责荣禄（第7页）

其领袖称为师兄，著名领袖有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他们在茌平、高唐一带领导反教会斗争，后被清朝军队镇压。

1898年，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

口号（一说为李来中所提），参加的群众日益增多。

山东巡抚毓贤开始对义和团进行屠杀，但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毓贤感到屠杀不是办法，另方面，他又恶于教会的猖獗，转而对义和团采取利用的态度。

于是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大的发展。

这就引起外国侵略者的不满，在美国的胁迫和干涉下，清廷撤换了毓贤，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果然不负洋主子的期望，带领其新军7000人对义和团进行疯狂的镇压，屠刀挥舞，杀人如麻，使山东人民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义和团有的坚持斗争，有的转移到直隶境内。

于是直隶各地“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

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引起更激烈的反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将率兵前来镇压的副将杨福同打死。

在天津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其中写有“杀尽外国人，再跟大清闹”

的字样。

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率众进入天津，裕禄已无能为力，不得不改剿为“抚”

，对义和团以“礼”

相待。

清廷对义和团举棋不定，主剿与主抚的两派各持己见。

刑部尚书赵舒翘奉命考察义和团之后奏称；“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待，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

。

慈禧太后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接受这一建议，对义和团转而采取利用态度，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等控制义和团。

实际上义和团是许多支，互不统属，所以有的被清廷控制了，有的仍在自己行动，但他们爱国仇洋的热情则是一致的（尽管带有原始的性质）。

六月中旬，义和团纷纷进入北京城，焚烧八面槽和宣武门一带的教堂和教会医院，继又围攻西城区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把反侵略斗争推向**。

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在内蒙古、东北三省、河南、陕西、甘肃以及江浙、广西、贵州等地相继兴起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是在当时情况下，适应民族反抗情绪的一种组织形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助，它在反教会斗争中是坚决的，在尔后的反侵略军的战斗中更是英勇的，他们以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凭着血肉之躯和神秘色彩，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浴血搏斗，写下了一幕幕悲壮的战歌，他们的爱国精神永远光耀于史册。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是迫不得已。

用“上论”

实即慈禧太后的话来说：“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

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这是不打自招的实话。

而他们的“挽救”

之法，就是先施以釜底抽薪之术，再继之以屠刀。

所以清廷在尔后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处处掣肘、破坏，最终又加之以“痛剿”

，直至绝灭而后已。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的同时，又出了一个怪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

派，他们主张剿灭义和团，公然与帝国主义妥协。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

他们甚至对清朝廷的对外宣战，也拒绝执行。

而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