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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书责荣禄（第39页）

看来董福祥的一切行动，都是听命于荣禄，没有擅自作主的。

我们根据情况分析，当义和团遍布京畿之际，慈禧欲剿而不能，只好是“抚”

，于是荣禄让董福祥“抚”

李来中。

当慈禧听说各国要逼她下台，扶光绪上台时，一气之下，就下了宣战诏书和攻打使馆的命令，荣禄即使内心多么不情愿，也不敢不传达这道命令，更何况他是一味秉承慈禧的颜色行事呢！

否则，董福祥以一个无权与闻朝政的提督，焉敢擅攻使馆？后来，慈禧太后稍微清醒了一下，得知各国逼她下台之说不过是个谣传，但既已宣战，欲罢不能，只是暗中掣肘，釜底抽薪，试图挽救。

所以派人给使馆送冰瓜果酒，所以不给董福祥大炮并加以申斥。

但是，既然荣禄毕竟是下令者，董福祥不过是执行者。

倘使此举有功，二人也有功人、功狗的区别，现在获罪，下令者却金蝉脱壳，全无干系，且摇身一变，成了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的功臣；留下罪过，让董一人来承受，实在是不公平的，董福祥牢骚满腹，是理所当然的。

但荣禄此时乐得好官自为，管什么天地良心，当然只有装聋作哑，置之不理。

一说，荣禄曾给董福祥十万两银子以杜口，但也不知何所据。

总之，荣禄总有点暗室亏心，无言可对。

此书也就终于石沉大海，而且荣禄在此后不久，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也病故了。

董福祥半生厮杀，身上负伤多处。

年过花甲之后，体质渐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严冬偶感风寒，触动了旧创，疲惫异常，自知不起。

刚过春节之后，即安排后事。

有记栽说：

“人日（即正月初七）忽肃衣冠北向，展拜奉诏庄诵，挥涕渍襟。

即而曰：修短有数，吾疾不瘳，天也。

自憾无以报朝廷耳！

吾闻之，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吾俸所盈余约四十万（两），悉举以助帑，毋违吾言。

子孙自食其力可耳”

（固原知州王学伊《董少保墓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阴历正月初九（阳历二月二十日），董福祥病故于金积鸿乐村，归葬于固原城南。

据说，董福祥一生积蓄并不多，此四十万两，系其三千将士的历年饷银，因将士屯垦有收入自给而未领发。

在他逝世前一年，他曾到兰州陕甘总督署结算过这笔饷银，故临终遗嘱，悉交国库。

《清史稿》本传对这件事的记述是：“其子天纯，输银四十万济帑复官”

。

总之，这笔款项上交国库，是不含糊的。

这在当时，也是一般官将难以做到的事，它也反映了董福祥为人的一个方面。

据甘肃镇原县举人慕寿祺所著《甘宁青史略》所记，光绪三十三年，即董福祥逝世前一年，那位参加劾李鸿章的秦安人安维峻，曾到过金积堡一次，在该地祥泰魁商号，安与董二人会晤饮宴，“酒酣客醉，话同治时事，舌锋肆出，酬答流泉，顾盼自雄，英姿飒爽，犹想见沙场征战时也”

！

慷慨任气，性格豪爽的沙场老将形象，栩栩如生，似在目前。

在这里，我们不是全面评价董福祥。

他降清后镇压回民起事，是过是罪；但收复、戍守新疆，特别是庚子之役与侵略者英勇作战，则是有功的。

就其结局而言，一位作战英勇，有功于国的将军，因清朝廷的对外屈辱政策而获罪被黜，从而报国无门，蛰伏无为，终至郁郁而终，实在值得千古同情！

马家军初奠规模

庚子之役，清朝廷以丧权辱国而结束。

但它通过义和团的起义、反帝反侵略以及一些清军与侵略军的作战，也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气节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