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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书责荣禄（第33页）

。

先看赔款的第一年即光绪二十七年这一千八百多万两是怎么拼凑的。

户部的安排是：缩减军费，房间捐输，地丁收钱，盐斤加价（每斤盐再加四文钱），糖茶烟酒加税。

这几项全年收入“约略估计亦当有一千数百万两”

。

此外，则是各省摊派：江苏二百五十万两，四川二百二十万两，广东二百万两，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万两，湖北一百二十万两，安徽一百万两，山东、河南、山西各九十万两，福建、直隶各八十万两，湖南七十万两，陕西六十万两，新疆四十万两，甘肃、广西、云南各三十万两，贵州二十万两。

列了这么多户头，立了这么多名堂，这是户部的障眼法，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其实，户头、名堂再多，最终还不是全部落到平民百姓头上！

事实上，落到平民百姓头上的，远远不止户部摊派的上述几笔款，还有数不清的“债”

要百姓偿付。

请看直隶京官恩溥等人的安折：

“自天津失陷，直犯京师，焚烧之惨，通州、良乡被祸尤烈。

近畿州县，到处骚然。

败兵之劫杀，土匪之焚掠，洋兵之搜刮，教民之逼掠，遂使万众流离死丧，十室九空。

而各国洋将教士，索偿多款，借口毁教堂杀教民，皆责罚于民间，每州县或数万或数十万之多，且均限当时立办，不容迟缓”

。

这是说在惨遭兵火洗劫之后，洋教堂洋教士又来向百姓敲诈勒索，而这种勒索又是通过官府之手来“责罚”

于民的。

地方官员又是什么态度呢？上引奏折中说：

“惟议约以教案严责守令，地方官自顾考成，不敢不办，竟至计亩勒派，按户严迫”

。

清朝廷根据洋主子的命令，必须千方百计袒护教堂，因此以对待教堂的态度作为考核官员功过的一个标准。

这样一来，哪个地方官还敢不对教堂百依百顺？教堂勒索的钱财，也只有“计亩勒派，按户严追”

了。

据《庚子国变》所记：“诸教堂偿款及存恤教民之费，京师银二百万两，直隶二百余万，山西二百二十余万，山东八十万，四川八十万，江西七十万，湖南三十六万，浙江二十余万，湖北最少，犹二万金。

大半皆赋于民，而房税亩税及其他苛敛之政始行矣。

而蒙古鄂托克、札萨克十二旗，教堂偿款银九万八千两，鸟审旗四万五千五百两，皆以牲畜及土地抵偿焉”

。

这样大的压力，这样名目繁多的勒索摊派，都落到了大兵凶年之后的小民头上，试想还有小民百姓的活路吗？

铺排筹办慈禧回銮

慈禧在西安的供奉既然不减于北京宫中，故回銮之期，迟迟其行。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的“上谕”

中说：“回銮所以慎重者，本因公约未画，洋兵未撤之故”

。

这是实话。

非到安全有万分把握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不肯回北京的。

但“公约”

画了之后，还是一拖再拖：

“及和议成，各国撤兵，内外臣工纷请回銮。

四月二十一日谕言和局已定，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禁，本欲即日回銮，惟溽暑难以跋涉，候秋凉再行回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