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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书责荣禄（第24页）

侵略军将保定“库存银十六万两”

悉数抢劫一空。

为进一步威胁清廷，意欲越太行山入晋境，一是攻占固关，一是出紫荆关至广昌西进。

山西巡抚锡良这时主张坚决抵抗。

《清史稿》本传记云“时和议未定，洋兵阑入晋边。

锡良念两宫幸陕，和局固应兼顾，而保晋卫秦，亦不容忽。

乃通令各军严行防守，别遣委员出境犒师，相机因应，幸保无事”

。

证诸其他资料所记，这段记述基本符合事实。

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后为湖南布政使。

在京师危急之际，“统率鄂、湘军队，入卫，迎驾山西，立授巡抚”

。

他对侵略军坚持抵御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但两宫圣驾和随驾王公大臣已如惊弓之鸟，在侵略军屡欲西进的情况下，认为太原终非安全之地，走为上着，所以在太原喘息一月有余之后慈禧太后又传旨西去西安。

但光绪皇帝是不愿意继续西逃的。

《庚子国变记》记云：“初八日（10月1日），去陕西，上不欲行，怒谓载漪、载勋曰：朕仓卒出走，徒以太后之故耳，岂吝一死耶？太后今已至太原，宜无虑矣。

若属善侍太后，朕当归京师，竟议约，以冀大难之早平也。

太后不许，力持之，无敢谏者。”

胳膊扭不过大腿，还是按慈禧的主意，于十月十二日起程。

从太原动身，随行扈驾人员大有增加。

沿途还有陕军、甘军、川军等肃立道旁，警卫森严，甘军马安良部可能就在此时也赶来扈驾的。

但尽管如此，途中也出现了一些疏漏。

走到介休县义安村地方，“突有郭敦源自称义和团头目，异言异服，冲突仪仗”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上谕）。

这其实是这位义和团头目想见慈禧太后面陈国事。

但他不知这个太后早在一个多月前的九月七日就下了“剿拳”

的谕旨，通令各地官兵对义和团要斩尽杀绝，“务净根株”

。

所以结果是郭敦源被“立即正法”

。

郭敦源也是义和团著名头目之一，“名亚张德成、曹福田”

。

连介休县知县陈曰稔也因“于此事颟顸并不查拿，其平曰纵容义和团可知”

，被处以“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

慈禧太后亲自实施了她对义和团斩尽杀绝的政策！

为了尽量少糟扰百姓，慈禧发过皇皇“上谕”

，说什么“该省适值荒歉，……沿途供顿及途中起居服用，袛求便适，承办各员不得过事铺张，致滋糜贵”

。

话倒是几句好话，但可惜实际情况全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