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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情（第6页）

也很反感。

“该人”

跟“该犯”

差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

，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

“文革”

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

，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于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

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

在“控制使用”

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

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

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

二十年了！”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

我回答：“随遇而安。”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

。

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

，更轻松一些。

“遇”

，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

，也是不得已。

不“安”

，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

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

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

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

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

，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