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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情（第3页）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

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

不可。

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

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

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

，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

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有人说这不可靠。

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

有人说这更不可靠。

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

，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

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

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

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

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

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

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

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

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

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

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

这句话的意义。

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跳。

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