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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七章 受降（第1页）

如果留意一下１９４５年８月的“中国各战区受降单位分配表”

，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现象：一个是，在这张分配表中没有[]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份额；另一个是，[]的受降单位除了“战区”

以外还有“方面军”

，似乎是来自于两个系统。

抗战时的“战区”

制度是在１９３７年的南岳会议上确定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各战区的划分有所调整（从最初的五个战区，到最多时的十二个战区加两个游击区），但指挥模式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通过军政部下达各项指令。

到了１９４４年的下半年，军委会又在军政部的管辖之外另设了一个“陆军总司令部”

，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意图是为“实施战略反攻”

做准备。

如此一来，管理战区事务的军政部就被人们称为“防守指挥部”

，而新出炉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

则被叫做“反攻指挥部”

——把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分成互不隶属的两个摊子，这样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蒋委员长才能想得出来。

总的来看，军政部领导着各大战区，兵力多、地盘大。

而陆军总司令的人马虽然少一些，但显得更加精锐，武器装备也比较好。

“陆总”

下辖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另外还有高飞领衔的“昆明防守司令部”

（基本部队为“远征军”

）——在当时，绝大多数“美械师”

都集中在“陆总”

的麾下，番号为“陆军突击总队”

的国民党伞兵当然也属于“反攻指挥部”

的一份子。

抗战胜利后，军政部方面，除第八战区以外的其他战区都参与了对曰受降；而“陆总”

方面，四个方面军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区域，两大系统的地位基本相等。

因此，在这时候由谁代表中[]队接受侵华曰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

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姓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

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

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

，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曰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曰语流利，并且熟悉曰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曰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