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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朋友流水篇之一（第2页）

她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开口了：价钱高了吧，我买不起；价钱低了吧，说不定这位大嫂要靠这钱给孩子订牛奶呢！

她看我面有窘色，悄声说：

“新闹钟才12块钱，你就给我一半吧！”

“6块？”

“嗯！”

我口袋里只装有8块钱，冲动之下都递给了她。

我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位少妇可能是怕人发觉我们的店外交易，也没有点一下一共几张一元的钞票，就匆匆地从东单二条拐出去，消失在大街的人流之中。

从此，这个有八成新的小闹钟，叮铃叮铃的成为我的亲密伙伴，它限制我夜读的时间，又用铃声催我起床出丁。

劳改队的小木匠盖孝贤，得知这个小闹钟的来历后，特意为我做了个四四方方像儿童积木一样的玻璃钟罩，以防从空隙间飞进尘埃，影响这座小闹钟为我服务的时间。

1971—1985年，时间流水般地流过去十四个年头。

这五千多个日日夜夜，这座小闹钟若同我最忠实的朋友，为我赢得时间而鞠躬尽瘁。

特别使我珍视的是，14年中它没进过表店修理，连一次油泥也没擦洗过，真可谓生命力极为顽强。

我重返文坛之后，虔诚地把它摆在写字台的正前方，我把它当作一面镜子，自省，自励，自强，自进。

1985年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在即将返回中国的头一天，一位日本文化界朋友，赶到东京新大谷饭店为我送行。

其实，我和他并非熟知，只因前几年过春节时，一位中国记者带他到我家家访，正逢燕祥、友梅、叶楠、厚明等好友围着餐桌为辞岁迎春而碰杯。

可能是日本人极重礼仪之故，这位朋友为答谢我昔日款待他之情，执意要送我一块日本精工牌电子旅行表，推谢再三终未能拒，只好将它装进行囊，带回北京。

启盒之后，发现这旅行表十分美观：古铜色的外壳，金黄色的夜明表盘；机心内配有鸣笛喇叭，报起时辰来颇为悦耳。

我把这个旅行表放在小闹钟身旁，写作疲惫之际，常抬头看那两个表盘上的时针、分针、秒针，沿着360。

的圆周奔跑。

不知是我的那位“老朋友”

，忌妒我这位“新朋友”

之故，还是因为它生命力逐渐衰老之因，我突然发现它的时差和北京标准时间越拉越大。

我不愿使这位“老朋友”

伤感，误解我有喜新厌旧之嫌，便将这位“新朋友”

装进表盒里，让这位“老朋友”

独占案头，嘀嗒嘀嗒地和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