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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严复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似乎是在戊戌维新时期。

通过刊发《论世变之巫》等政论文和翻译《天演论》，严复奠定了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戊戌维新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的十年间，由于民主革命风潮的兴起，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与严复的思想和理想拉开了距离，严复早先所占有的地位渐次让给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

不过，就严复这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学术活动‐‐翻译西方名著而言，仍旧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因此，尽管人们对这时期严复的思想活动评价不一、理解有别，但给严复仍保留了相当的历史地位，肯定他的民主思想和在译介西方近世学术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相对来说，对严复的晚年思想及其活动，人们却很少作出认可甚至理解。

由于历史的、个人的原因，在政治上严复与袁世凯政权保持着一种十分暖昧的关系，被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利用，为时人所垢病;加上他年迈多病，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袁世凯编译一些战争动态外，基本上已不参与实际政治。

学术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思想也失去了感召力。

倒是严复与他的学生熊纯如上百封通信，弥足珍贵，留下了一份他在那个大变革时代心态变化和思想波动的完整记录，特别是他对中西文化的重估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探索，既招人物议，也引起人们连绵不绝的反思。

51　思想视角的移位

戊戌以后十余年，中国社会日趋动荡，反清革命风起云涌，严复的思想也相应发生了某些变化。

有的论者认为，这时期严复的思想呈现出&ldo;中西折衷&rdo;的倾向。

[1]的确，严复在20世纪初的十年间，由于社会环境的极大变化，他的思想性格走向成熟和稳健，而思想内容也更具系统化。

百日维新的流产，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饮恨菜市口，使严复蒙受极大的冤屈和痛苦。

形势的急转直下，似乎只是应验了他早有的预感：

&ldo;今日时事无往而不与公学相同，无所立事，则亦已矣;苟有所立，必有异类横亘其间，久久遂成不返之势。

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rdo;[2]因而，严复一方面深深同情维新运动的失败，为维新派而抱不平，一方面又严厉批评康有为、梁启超对酿成戊戌惨重失败之后果有责任。

他说：&ldo;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

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

&rdo;[3]以为康、梁等人难辞其咎。

变法运动失败了，中国向何处去?自己能为挽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做点什么呢?严复&ldo;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

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

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

&rdo;他因此认定，&ldo;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rdo;，并立誓&ldo;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rdo;。

[4]此后十年，严复确实抛心力为之，严译名著八种，除《天演论》已先行世之外，其它七种均出版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