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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rdo;他深情地说：&ldo;夫其众如此。

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rdo;[17]

在严复的研究中，有一种意见根据严复的《政治讲议》等言论认为，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思想渐趋保守，不仅反对革命，甚至也不赞成立宪。

因为他认为中国的&ldo;民智&rdo;尚未达到一定水平。

[18]但从近期发现的材料看，它与严复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相悖。

严复在《中外日报》等刊发表的《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19]一文中，即明确指出由专制到立宪是&ldo;天演&rdo;进化的规律。

依据&ldo;优胜劣败&rdo;的原理，&ldo;无论中国民智幼稚如何，国家旧制严立何若&rdo;，要求存图强，就非&ldo;变法立宪不可&rdo;。

尽管中西国情不同，国民智识相差悬殊，但这些都可以通过立宪来逐步改进完善。

只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就可赶上西方。

否则，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阙，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了几十年光阴，而中国依然落后于西方的情势愈加恶化。

因此，他特别强调：&ldo;与为因循以愒时，无宁断决而作始。

夫曰程度未至，情形不同，此皆畏难苟安者延宕之淫辞。

夫非火屋漏舟，急起自救之义明矣。

以此故立宪之议，为鄙陋所极表同情者。

&rdo;可见，严复对拖延施行立宪政制改革的做法不但不表赞成，而且还批驳了那种认为中西情形不同，&ldo;中国民智幼稚&rdo;而不足以立宪的观点。

当然，严复在《政治讲议》中对卢梭的《民约论》提出批评也是事实，对此我们将在下节详加讨论。

在这里，须加指出的是，从严复与卢梭《民约论》的关系看，他有关民主政治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

严复仍然坚持&ldo;主权在民&rdo;的思想。

他在《宪法大义》中即表示：&ldo;自吾辈观之，则卢梭书中无弃之言皆吾国孟子所已发。

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否于&lso;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rso;之三语者乎?殆无有也。

卢（梭）谓治国务明主权之谁属，而政府者，主权用事之机关也。

主权所以出治，而通国之民，自其全体诉合而言之，为主权之真主;自其个人一一而言之，则处受治之地位。

同是民也，合则为君，分则为臣，此政家所有国民自治之名词也。

&rdo;[20]明确肯定卢梭&ldo;主权在民&rdo;的思想为&ldo;不弃之言&rdo;。

严复对自由的向往仍一往情深，他虽不赞成&ldo;天赋人权说&rdo;，也反对对自由的滥用，但他仍视自由是近代社会一种不可或缺的权利。

他在这时期所著的《老子评语》中，写道：&ldo;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

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世为不期而自至。

&rdo;[21]基于此，严复要求立宪的初衷自然不会改变。

1906年，他在上海等地发表政治演讲，反映了他对实施宪政的热切期望，他不仅欢迎清朝预备改行宪政，&ldo;乃今幡然而识立宪，思有以挽国运于衰颓，此岂黄人之幸福?&rdo;[22]而且指出立宪的真义，&ldo;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

立宪之君者，知其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

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

&rdo;[23]此种见解，已较之国内许多立宪人士更为清晰、明确，表现了其思想识见的深沉。

由上可见，20世纪初严复的民主政治思想已超越了他在戊戌时期的高度，他在这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思想高度，使其历史地位并未逊色于前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