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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一般来说，&ldo;五四&rdo;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ldo;格义&rdo;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ldo;五四&rdo;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

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康有为在提出维新变法的各项主张时，披着&ldo;公羊三世说&rdo;的外衣，宣传社会进化论，以&ldo;托古改制&rdo;的方式宣传其变法政治理论。

他把公羊三世比附为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种社会制度，认为人类社会按照这一顺序进化。

他竭力改装孔子为变法服务，说孔子主张平等、民主，&ldo;所谓民者，民主之谓，孔子称民盖予知民主。

&rdo;[17]他煞费苦心地把孔子说成是&ldo;托古改制&rdo;的大师，说先秦诸子无不借用三代圣人之名，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是借尧、舜、文王之名，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之所以采用曲折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政治要求，因为&ldo;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自可避祸。

&rdo;[18]康有为常与人说明，他所要作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倒是实现孔丘的教义;他并不排拒外来文化，倒是能欣赏它们的价值。

不过，他的赞赏，只以合乎据说是孔丘的三世教义为限。

他是以旧释新，以中国固有文化的眼光去批评外来的西方文化。

追根究源，康有为的&ldo;托古改制&rdo;思想是由&ldo;西学中源&rdo;说发展而来。

甲午战争以前，封建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主要理由有二：一、学习西方就是&ldo;以夷变夏&rdo;，故要严防&ldo;夷夏之大变&rdo;。

二、学习西方&ldo;奇技淫巧&rdo;违背历古圣贤重道不重器的遗训，而破坏&ldo;夷夏之大防&rdo;，不遵守先圣先贤遗教就是非圣无法。

鉴于这种情况，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则力图证明：西方技术、文字、议会等政制教艺无不源于中国。

于是，西方文字为仓颔之兄佉庐所发明，格致（物理）出于墨子，数学源于《周髀》，&ldo;黄帝明堂之议，实即今议院之权舆&rdo;等说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既然西方输入中国文化和科技，遂成今日之富强。

既然如此，学习西方正是&ldo;礼失求野&rdo;，决不是&ldo;以夷变夏&rdo;。

康有为受&ldo;西学中源&rdo;说影响，称&ldo;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之义，议院实谋及庶人，机器则开物利用，历代子史，百书著述，亦多有之，但研究者寡，其流渐湮，正直恢复旧学，岂可让人独步。

&rdo;[19]19世纪末，孔子仍是一般士大夫心目中的偶像，康有为借用他的权威来为自己服务，其意就是要获得更大的支持。

严复所走的路子与康有为相反。

他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从西学的观点把握中学，并以中学对西学做格义。

试援一例：

&ldo;司马迁曰：&lso;《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rso;此天下至精之言也。

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谁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

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归纳）之术焉，有外籀（演绎）之术焉。

内籀云者，察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而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

乃推卷起曰：有是哉!

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

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

&rdo;[20]在严复看来，特殊的事物是&ldo;显&rdo;，一般的规律是&ldo;隐&rdo;。

《周易》讲一般的规律，把它应用到特殊的事物，这是从一般到特殊，即由&ldo;隐&rdo;至&ldo;显&rdo;。

《春秋》记载诸侯各国历史中的特殊事例，从中找出规律，作为&ldo;春秋大义&rdo;，这是从特殊到一般，&ldo;推见至隐&rdo;。

西方的逻辑学有演绎法和归纳法范畴。

严复认为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这是《周易》之学;归纳法从特殊到一般，则是《春秋》之学。

他在解释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对范畴时，大体是采用西方逻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