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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7页）

此外，北宋前期，朝廷在蜀地实行重税政策。如商税，马端临指出：“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虽夔、戎间小垒，其数亦倍蓰于内地之壮郡。”

其原因据说在于蜀地使用铁钱：“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则数目虽多，而所取亦未为甚重。”

但马端临在考证后，肯定蜀地商税“元额偏重”

。[13]由于朝廷的压榨，蜀地反宋事件延绵不绝。除王小波、李顺之变而外，还有刘旰兵变（997）、王均兵变（999－1000）等等。于是，北宋前期始终是蜀地的多事之秋，蜀地在北宋前期始终是个不稳定的地区。

五是吏治败坏。蜀地的民变、兵变不断，与这里吏治败坏关系极大。蜀地桃符诗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14]以长春为圣节名的宋太祖所任命的首任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是参知政事吕余庆。需要指出的是，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载：“吕余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余庆奉诏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复思故主矣。”

其中，蜀人“欣然”

云云，系小说家言，并非事实。《宋史·吕余庆传》仅称：入蜀“军士恃功骄恣”

，“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余庆立捕斩之以狥。军中畏伏，民用按堵。”

如此而已，并无蜀人“不复思故主”

等过分夸张之语。不可否认，宋太祖“尤严贪墨之罪”

，[15]当时“受赃弃市者多矣。”

[16]然而宋初在蜀地、岭南等偏远地区，使用“负罪之人”

为官。这些“负罪之人，多非良善，贪残凶暴，无所不至。”

“其或怙恶不悛，恃远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诉。”

[17]因此，北宋前期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肆无忌惮，“不法者百数”

。[18]如淳化年间，知成都府吴元载“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

[19]彭山（今属四川）县令齐元振“贪暴，民尤苦之。”

民众起而“杀元振，剖其腹，实以钱刀。”

[20]其民愤之大，可想而知。当时人曾质问：“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

并感叹道：“聚敛之为害如此，可不戒哉！”

[21]

六是歧视蜀人。宋初蜀地动乱不止，责任分明在于朝廷。但是宋初统治集团并不反省其在蜀政策，反而无端指责“蜀人好乱”

、“蜀人多变”

，并“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

[22]朝廷对蜀人歧视颇深，对蜀地防范颇严。诸如不许“蜀人官属”

，尤其不能任要职，如“不得通判州事”

。[23]又如限制蜀地解额，以致蜀地解额“绝少”

。[24]所谓解额，简而言之，即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数额。最突出的事例是在蜀地“毁城隍，销兵甲”

，以致“两川惟陵、梓（即今四川三台）、眉、遂（即今四川遂宁）有城可守”

，其它城市“名为郡城，荡若平地。”

[25]“蜀人好乱”

之说相当偏颇，京东士人王辟之就不赞同。他说：“世以蜀人好乱”

，其实作乱者“率非土人”

。[26]对于此说，蜀地士人更是深表不满：“蜀中之叛，非蜀人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为也。”

[27]因写下《蚕妇》诗而知名于世的郫县（今属四川成都）籍士人张俞一再反驳道：“甲午之乱，[28]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坏败之罪也。”

[29]“诏令不布，王泽不流，于是三盗乘而互乱，（李）顺、（王）均、（刘）旰也。则非蜀之罪，奸臣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