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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3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四年四月戊申、卷15开宝七年闰十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3]《旧五代史》卷136《僭伪传三·孟知祥传附昶》。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5]张唐英原著、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序》，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16]《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

[1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三·续锦里耆旧传跋》，四部丛刊本。

[18]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20]不著撰人：《五国故事》卷下，见《说库》，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二、孟昶《官箴》确有其事

称孟昶为明君，节俭、仁慈还在其次，其最为确切的例证莫过于他所著的《官箴》。孟昶《官箴》的精彩之处不外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强调不是官员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养活官吏。换言之，即官员并非百姓父母，百姓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传统时代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认识，实可称为亲民君主。即使停留在口头上，仍然较为难得。可是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竭力加以掩盖。关于此事，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第一，在现存北宋著述中，孟昶《官箴》首见于北宋初年蜀地士人景焕所著《野人闲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称：“《野人闲话》五卷，成都景焕撰，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965）序。”

其自序曰：“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

[1]其实，他是一位博雅之士。陶谷《清异录》卷4《文用·副墨子》云：“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娱。”

黄休复《茅亭客话》卷9《景山人》称：“玉垒山人景焕，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近事·应天三绝》载：“处士景焕，一名朴，善画。焕与翰林学士欧阳炯为忘形之友。”

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依据各种资料，作《景焕传》。[2]但其生卒年不可考，只知其为后蜀、宋初人。景焕称：孟昶“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

；[3]“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

；“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

[4]总之，在景焕笔下，孟昶是位难得的明君。《野人闲话》五卷，如今仅存数则。现存《野人闲话·颁令箴》称：“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字子，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

其《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

[5]凡24句。张唐英《蜀梼杌》将“（孟）昶著《官箴》，颁于郡国”

一事系于广政四年（941）五月，所载《官箴》24句与前引文字略有出入，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16字完全相同。《蜀梼杌》同时又记载，孟昶谴责因荒淫而亡国的前蜀后主：“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

并称赞孟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

[6]

第二，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始终讳莫如深。为掩盖此事，甚至将宋太宗《戒石铭》也略而不载。在《宋史》中便既无孟昶著《官箴》，又无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前文也说，《宋史》源出宋朝国史，足以体现宋朝官方立场。官修史籍有关于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始见于南宋前期。无名氏《中兴两朝圣政》卷11载，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中兴两朝圣政》“汇合两书而冠以‘中兴两朝’之名”

。所谓两书是指《高宗圣政》、《孝宗圣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曰：“《高宗圣政》五十卷[7]、《孝宗圣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制序此二帙，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

《宋史·陈居仁传》云：“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僚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

可知，《中兴两朝圣政》虽系民间“书坊钞节”

之书，但所据《高宗圣政》则是标准的官修史籍，其作者为范成大、陈居仁，系宋孝宗时所修。《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此事时，引用“留正等曰”

。留正淳熙末年、绍熙年间官至宰相，他们仍不愿指出宋太宗《戒石铭》的来源，仅称：告诫官员“以虐民欺天为戒，悉心于爱民”

，“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