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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

——记“文革”

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夜读作家徐开垒著的《巴金传》（续卷），其中《患难见真情》一节，提到有关我的一些记叙。

先摘其一段：

这一年10月底，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致给巴金来了信，给巴金带来了成都老家对萧珊去世后巴金处境的关心。

在一年以前，李致就曾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干校时，悄悄地绕道上海来武康路看过巴金。

当时他与巴金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曾给他转述过一些老朋友对巴金的怀念。

但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虽同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

在这次来信之前，李致就曾有信给小林。

那时萧珊住院动了手术，小林曾把李致来信的事告诉她，但萧珊已不能说话了，她只点了点头，就闭上眼睛休息。

这次李致来信，是萧珊去世后给巴金的第一封信。

它给巴金带来安慰。

读完之后，二十三年前的一些事，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

“十年浩劫”

开始的时候，我在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任总编辑。

很快，团中央所有报刊的总编辑，一个个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揪”

出来，包括我在内。

我先靠边站，继之进“牛棚”

，然后又到干校“劳动改造”

。

20世纪50年代巴金在上海

过去许多“运动”

，往往从文艺界开刀，这次更不例外。

看见北京文艺界许多著名人士被“揪”

出来，我必然担心四爸巴金的处境。

特别是几年前我就知道姚文元在策动批判巴金，后被周总理制止。

1966年6月，亚非作家会议在北京召开，巴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

但与此同时，造反派在揭发我的大字报上，已提出要我交代与“反动学术权威”

巴金的关系。

当时我还没有完全被看管，我先从全国作协那儿知道四爸的住地，然后打电话给他。

电话通了，只说了几句一般的话，彼此都显得很拘谨。

过去四爸到北京，总要打电话给我，我也一定会去看他。

而这次我没提出去看他，他也没有叫我去。

不过，听到了他的声音，我感到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