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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组织部长（第2页）

我急忙问高平同志的现况，向阳同志低声地说：“他‘走’了。”

我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她答：“高平不愿惊动朋友。”

我看见向阳同志身后跟着一位妇女，显然是照顾她的。

我一生有幸遇上三位难忘的组织部长，高平同志是第一位。

高平同志怕惊动我们，悄悄地“走”

了，但我决不会忘记他。

萧泽宽

上世纪50年代，萧泽宽任中共重庆市组织部长。

1954年上半年，我调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

泽宽同志分管团的工作，常来团市委。

如遇上开会，他会坐下来，与大家谈工作、或聊天。

他原是地下党川东特委委员，身材魁伟，胖胖的，平易近人。

1955年，我因所谓“胡风问题”

被隔离审查半年。

机关所有的人都站稳“立场”

，与我划清界限，不和我接触；当然，审问和批判我时例外。

有一天，泽宽同志来到团市委，居然和平时一样，对我点头打招呼，还叫了我的名字。

运动后期，淸查完毕，我并无任何问题，调我从少年儿童部部长改任大学工作部部长，应该说是增加了工作的担子；第二年又让我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世界第四次学生代表大会。

那时出国的机会极少，泽宽同志分管团的工作，沒有他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

1957年开展“反右”

运动。

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的总编辑，被错打为“极右”

分子。

杂志半月一期，不能停刋。

不知是谁“发现”

了我，说我既搞过少年儿童工作，又能写作，立即调我去《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

我就是因为写作而被怀疑为“胡风分子”

而受审查的，极不愿赴职，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调动。

我只好与4岁的女儿和带她的保姆，一起去了成都，妻子仍留在重庆。

有一天，我开会后回杂志社，传达室的人递上一张纸条给我，原来是泽宽同志留下的。

他来成都开会，路过杂志社，来看我，但我不在。

他住陕西街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希望我有空去一趟。

我像能见到亲人一样的感动，立即骑上自行车到招待所，找到泽宽同志。

我早就认识泽宽同志，但单独接触这是第一次。

他询问我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我好好工作。

当他知道我妻子丁秀涓还在重庆时，立即表示将催办她的调动。

不久，秀涓果然调来成都，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难题。

1963年，在团省委的一次会上，书记李培根同志说，重庆市委把“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

定为“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