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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胡风受审查（第6页）

为罗洛出版了他的新诗集《雨后》。

不久他从西北调回上海，最后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我们多次在巴金老人家相会并留影。

我与罗洛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998年他不幸逝世，享年71岁。

1982年1月，我所在的四川省出版局党组为我平反，撤消了1955年“李致同志崇拜胡风及其著作……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较深”

的结论，肯定我解放前“思想是进步的，主要是受党的影响”

。

党组拿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坚持实事求是：当年我说过自己“对方然主编《呼吸》杂志的某些错误主张和做法，并不同意”

，这一句话，要加在平反结论上。

这表明1955年受审查时我没讲假话。

我不赞成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拥护为他们平反；现在仍然不赞同他们的某些主张，我不是随风倒的“墙上草”

。

党组接受了我的意见。

两次被抄家，也给我留下一些后遗症：不再提笔写作，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不能忘记黄启璪同志。

上世记五十代年初，我在团重庆沙磁区委工作时，她是树人中学团支部书记，长时期我是她的领导；1983年她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分管文艺工作，是我的直接领导；1988年，她调全国妇联任党组书记，在中共第十四次、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

2000年3月8日，启璪患癌症时，她忍着痛苦，给我写了一千多字的信。

信中说，她想“写一篇文章，名叫《对不起，李致大哥》”

。

她先说她“深知”

我任团区委副书记时，对学校团干部的关爱，朗诵《入党表》给了团员、青年“多大的激励”

以及很多年内“同志们亲如一家”

。

她着重讲了1955年审查我时，自己“这个黄毛丫头”

被指定为淸查我的小组长。

她说，“我实在弄不明白我该做些什么。

……我不得不做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这对于才22岁的我来说，很难很难。

有一次，我闻到你在‘交待’时的口气有味，我猜想你一定是渴极了，可是我却没有想到应该给您倒一杯水，我是多么的后悔啊！”

启璪的信使我非常感动，我立刻给她回了信。

我说：“1955年的事，我早已忘了，你还记在心上。

此事责任在上面，广大干部和党员何罪？但从这封信，我看到了你善良的心，也让我回忆起我们的青年时代。”

我们的通信，是这次事件的结尾，也是本文的尾声。

今年是我被审查60周年，事过一个甲子了。

201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