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小说阅读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我因胡风受审查（第4页）

没有因接受审查而受到歧视，对我是一个安慰。

也证明那位副书记的总结讲话，只是他个人的“高”

见。

妻子在周末可以回家了。

她知道我没有问题，但这漫长的审查，对她也够难受的。

她坚持每月给我母亲写信和寄生活费。

她不仅不能回来看我，也不回来看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岁多的女儿。

有一次，我女儿发高烧抽筋住院，她去医院守护了一天，但不能回家。

她工作的二钢的党委书记李原、厂长刘培礼多次安慰我妻子，说当年他们在延安经历过“抢救”

运动，只要没有问题，最后还得恢复名誉。

我深感妻子能与我患难与共，也从心底感谢李原和刘培礼这两位老同志对我妻子的安慰。

我也感谢我家的保姆。

她是我一位朋友的姨妈，我们也叫她姨妈。

在我受审查期间，妻子周末不能回家，姨妈把我女儿照顾得很好，还每天督促我喝牛奶吃鸡蛋。

后来知道，曾有人动员她揭发我。

她说，李同志过去的事，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不能昧良心乱说。

对这位可敬的普通农村妇女，我另有专文《姨妈》记述。

以后得知，破晓社在成都的一些成员也受到审查。

原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在省上审查解放前的各种群众组织时，确认了破晓社是解放前进步青年的组织。

还知道四爸巴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任白戈询问过我受审情况。

1956年，共青团中央派我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学生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途中停留访问苏联。

团长是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

副团长是团中央学校部长曾德林，他是代表团的实际领导。

代表团有几位委员，其中有一位叫柯在烁，后为中英香港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

我也是代表团委员之一。

曾德林不仅安排我单独参加一些重要的分组会议，还派我代表中国学生出席9月2日越南驻捷大使举办的国庆招待会。

我更感到党对我的信任。

195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去成都，到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工作。

原因是杂志社的原主要领导被打成右派或反党分子，急需新派人去担任领导；认为我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特别是在反胡风的审查中发现我“有写作才能”

，似乎非我莫属。

我不愿意离开重庆，更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但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红领巾》杂志半月出一期，有六、七万订户，是一项硬任务，那时刚经过反右斗争，社内人心涣散，我必须全力以赴，把大家精力集中办好刊物，按时出刊。

我分工一位副手抓社内政治思想工作，她却以此为理由，打小报告，说我对“肃反”

有抵触情绪。

团省委书记李培根找我谈心，我向他报告了我接受审查的态度和事后党对我的信任，得到了他的理解。

1958年，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少年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我被选为成员，再次访问了苏联。

1964年初，我被调到北京，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