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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戴上了红领巾（第2页）

59年与李致、黄韶合写了报告文学《刘文学》。

他著有儿歌和诗集《露珠中的彩虹》，其中的诗获四川优秀儿童文学奖。

我，86岁，被他们称为老大哥，站在他们四人中间，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共青团重庆市第三区委、共青团重庆市委、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参与筹建重庆市少年宫。

在《红领巾》杂志工作时，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

64年到66年，在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

80年筹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离休后，曾任四川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无论在哪一个机关或宿舍，都有少先队员为朋友。

我们五位长期或终身从事少年儿童工作，所以才选择“六一”

儿童节聚会。

我们热爱少年儿童，除了深知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各自还有不同的原因。

钟立慧，是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决心学习那位名叫华尔华娜的教师，“用星星火炬的光芒，去点亮孩子们的心，让每颗心灵都发出光和热。”

韩梁，早年在江苏南通师范学校读过三年书，受两位对孩子有爱心老师的影响，进军西南后分配到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动要求到少年部工作，后来也受到《乡村女教师》的激励。

蓝星，初中毕业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报考了师范学校，以后当了少先队辅导员。

本着“做一行，爱一行”

的精神，不仅爱上儿童，还爱上了儿童诗歌。

徐华，在她入队时听辅导员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

，她决心要一辈子戴红领巾，为此读了师范学校，终生从事少年儿童工作。

李致，热爱下一代的教育，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关爱明天》杂志有专文报道。

社会上有一些人，看不起少年儿童工作者，认为是“娃娃头”

或“小儿科”

。

而我们五人，却以有这样的经历为荣。

这次“六一”

聚会，是钟立慧和徐华发起的。

半月前蓝星患病住院，我原以为无法聚会了，不料蓝星出院后坚持出席。

韩梁这十年间两次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做过多次化疗，头发掉光又长出来。

考虑到她的健康，既想约她参加又不敢通知她。

我在当天早上打电话，问她身体如何，然后告诉她这次聚会，她马上主动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