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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由的日子忆重庆六一大逮捕（第2页）

“长官”

问谁的书，我说是我的。

他走过来翻开我的枕头，发现一封文化生活出版社转给我的信，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神气地说：“生活书店给你转信！”

我正要解释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是两回事，这位“长官”

已迫不及待地“命令”

说：“跟我们走！”

我和何文波各被两个宪兵挟着左右臂出去。

宿舍门口，还有几个学生被宪兵押着。

当时天还没有亮，经过王竹住的宿舍，我想这个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朋友，天亮发现我被抓走，不知会怎样着急！

以往我和王竹从重庆大学补习数学回来，走过这段路，总爱唱歌，特别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呵

我们就没有份儿

出了学院大门，宪兵把我们分别押上美军用的十轮卡车，便往城里方向去。

我和何文波不在一个车上。

宪兵站在汽车三个边上，我站在靠驾驶室一边，手扶着一根钢架。

虽是6月，毕竟是凌晨，车开得很快，颇有凉意。

我猜不出他们这次抓人的目的是什么。

我到重庆已改了名字，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谈不上暴露。

那两本书问题不大，只是那封信有麻烦。

那是“破晓社”

最小的成员屈波从成都写来的，她说大姐告诉她，“刘伯承将要在中秋节打到成都吃月饼”

。

想到这里，我有些激动。

我那时刚好十七岁半，“初生之犊不畏虎”

，便随意用一个粗犷的曲调低声哼着：“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死！”

十轮卡车开得很快，天刚亮的时候，在中山二路的“渝舍”

（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旧公馆）停下来。

我们被带进一间很大的屋子，宪兵在门外把守。

屋里大概有百人以上，许多人见面即互相握手问好。

我刚到重庆熟人不多，只发现重庆大学的学生谢立璟——四十年后他曾担任重大的副校长。

我被西南学院的汪文风认出来，因为我刚到重庆时在西南学院读过几天书。

汪文风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悼念周总理时是“童怀周”

的主要成员。

我们被关了四五个小时，没有人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