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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第3页）

但钱是你们主动借的，借钱还钱，要讲信用。”

看来，还债的事可能受到质疑，但老马坚持地下党要讲信用。

这种信守承诺的精神，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尽管老区来的同志与地下党的同志会了师，但来自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却有一个相互理解和磨合的过程。

当时，团市工委有个别从老区来的领导，看不惯我们这批由地下转为地上的学生干部，认为这批人“活蹦乱跳”

，“没上没下”

，其中李致最难“打整”

，打算调我去外地工作。

我产生逆反心理，大闹情绪，因为我在重庆工作过两年，坚决要求调回重庆。

老马多次耐心说服我，我听不进去，浪费了他不少时间。

老马为“照顾”

我的情绪，最后迁就了我。

那时我十分幼稚，如果老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训我，我可能真会犯错误。

现在想来，我非常内疚，更十分感激老马。

以后我长期做青年工作，老马的言传身教，使我知道对青年的某些一时的偏激行为，应该耐心细致地教育，千万不要简单粗暴。

几年后，成渝铁路通车，我回成都探亲，听说组织部另一位副部长曾把我作为“典型”

，在大会上点名批评。

还偶然听说那位为捐赠房子对我们严加训斥的解放军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因别的事犯了错误，被打成“反党”

分子，调离原单位。

事隔半个世纪，不知他是否健在？但愿已为他“平反”

。

“可用不可信”

1957年底，我从重庆调回成都，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总编辑。

我爱人原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为照顾夫妻关系，她被调回成都，拟分配在金堂钢铁厂工作。

重庆到成都只需乘一晚上的火车，金堂到成都虽然近，但交通很不方便。

这种“照顾”

等于不照顾。

我除了向团省委领导反映外，也想找地下党老领导帮忙。

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之际，贾唯英在重庆被错划为右派，王宇光受到牵连。

在成都的彭塞，也因他说某领导是“小斯大林”

而受审查。

我去找时任省城市建设厅厅长的马识途。

老马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对我的要求却爱莫能助。

我隐约感到：省的某主要领导对原地下党同志有歧视，老马首当其冲。

我没有为难他。

几十年后才知道，原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老马被调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以他“不宜搞组织工作”

为由调省城市建设厅。

当时，没有产业工人，只有城市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