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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永远的负疚怀念国际友人云从龙（第3页）

年底在成都迎接解放。

1950年初我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工作，被派到铭贤学院任工作组组长。

有一天看见一张海报，上面报道云从龙先生将在星期天上午来学院传道。

我想起1947年初云从龙先生帮助我去与校长谈判的事，便想去见他一面。

星期天上午，学院一间教室坐满了人。

我进教室时，云从龙已开始讲话。

他还是老样子，高且瘦，着西服，一双大眼睛，正用中国话传道。

大意是：“共产主义并不神秘和可怕。

耶稣把一个饼子分给七十二个门徒吃，也是共产主义精神。

我们要学习《圣经》，理解上帝的旨意，这样便会使我们通向共产主义！”

我听了以后，立即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既然共产主义是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过去国民党政府不许我们读，这没有办法。

现在解放了，有条件读马恩的书了，何必先要去学《圣经》，通过学《圣经》去研究共产主义精神呢？”

教室里鸦雀无声，听众感到愕然。

云从龙先生没有说什么，似乎很失望。

我以为自己坚持了原则，虽然谈不上“飘飘然”

，却以胜利者自居。

事情一过，再没有去想它，更没有想到云从龙先生会有什么感受。

“文革”

期间，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我被关进“牛棚”

。

有人来外调成都的一些老朋友与文幼章、云从龙和费尔浦的关系。

我想，造反派抓这些辫子，难道要派人到加拿大和美国去外调？这下不知要多么漫长的岁月才能得出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都在清除“左”

的思想的影响，我才发现自己那时反驳云从龙先生的一些话非常幼稚。

云从龙先生长期在中国传教，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

他在新中国刚成立时讲共产主义精神与基督教教义的某些一致，是为了减轻教徒对共产党的恐惧，帮助我们团结更多的人。

我貌似正确而实则偏激的话，对团结人没有好处，还会伤害云从龙先生的感情。

这是“‘左’派幼稚病”

。

对此我有一种负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