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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第3页）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爆发了。

北京的大中学校首先乱起来。

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团中央派了大批领导和干部以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的中学。

可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许多中学生冲向团中央机关，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四处揪斗工作组成员。

团中央机关干部也建立了“红卫兵”

和各种战斗组织，揪斗各类“牛鬼蛇神”

。

我期待着上面表态，没想到上面竟下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

几个月时间内，团中央机关成了北京市的批斗重点之一。

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

（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的大字报。

耀邦同志本来在生病，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看到团中央的领导遇到困难，便主动站出来，表示要与书记处同舟共济。

江青趁机抓住耀邦同志不放，说：“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

每天有数千人最多上万人（主要是“大串联”

的学生）来参观，挤得大院水泄不通。

只要大院站满人，就有人高呼：“把胡耀邦揪出来示众！”

于是由看管“三胡一王”

的人把他们从机关大楼二层会议室的窗户揪出来，让他们站在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向“革命群众”

认罪。

从胡耀邦起，自报家门和交代“罪行”

。

最多的一天，被揪出来示众九次之多。

可贵的是，耀邦同志承认自己学习不够，工作上有许多错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从没有承认过是“三反分子”

。

我那时早被机关群众揪出。

虽没有被看管，但行动已受限制。

196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图为团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合影

白天除劳动外，必须在办公室写检查。

同在一栋大楼，对耀邦等被揪出的情景，听得见，看得到。

当时，我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十七年，耀邦同志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我和耀邦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在干部中流传着的关于他的美谈，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几乎所有的团干部都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博览群书，知识面广；领会中央的精神快，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经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做报告生动活泼，很少套话，极受欢迎。

特别是耀邦同志平等待人讲民主，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少干部敢于和他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不但不算“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