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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第5页）

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

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

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也犹豫了。

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

珍健同志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

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

，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

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

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看由慧园

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

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

，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

，让珍健同志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

。

我当然得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我1992年春去美国探亲，在波特兰住了八个多月。

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

原来珍健同志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了巴老。

当时，我外甥李舒（他为巴老做秘书工作）为珍健同志开了门。

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

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

给他，并题字签名。

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

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的。

199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