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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6章 胡适的四十自述（第2页）

，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

，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

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当然是对的，笔者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说过，你可以颂扬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也可以怒骂他为一介暴君，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就不妨碍后人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胡适原打算在“谨严的历史叙述”

中，进行“小说式的文字”

的尝试。

“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

，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

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显然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

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

。

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算是回归了正道。

如他自己所说：“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三岁的胡适认得近一千个字，三岁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三岁的胡适进入学堂，开始了《九年的家乡教育》。

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

（即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

），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

与“把文字弄通顺了”

；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穷理”

，教人“即物而穷其理”

；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狱，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灵庇佑。

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

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

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

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

。

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

在梅溪学堂，胡适写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