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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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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共11册）（.shg.tw）”

！

秦法酷烈，历来是暴秦说的又一基本论据。

这一立论主要有五则论据：其一，秦法繁细，法律条目太多；其二，秦法刑种多，比古代大为增加；其三，秦法刑罚过重，酷刑过多；其四，秦时代罪犯多得惊人；其五，秦法专任酷吏，残苛百姓。

举凡历代指控秦法，无论语词如何翻新，论据无出这五种之外。

认真分析，这五则论据每则都很难成立，有的则反证了秦法的进步。

譬如，将“凡事皆有法式”

的体系性立法看作缺陷，主张法律简单化，本身就是“蓬间雀”

式的指责。

首先，所有指控都有一个先天缺陷：说者皆无事实指正（引用秦法条文或判例）或基本的数字论证，而只有尽情的大而无当的怨毒咒骂。

罗列代表性论证，情形大体是：第一论据，西汉晁错谓之“法令烦憯”

，并未言明秦法法条究竟几多，亦未言明究竟如何烦乱惨痛，而只是宣泄自己的厌恶心绪。

第二、第三论据，除《汉书·刑法志》稍有列举云：“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叁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

外，其余尽是“贪狼为俗”

“刑罚暴酷，轻绝人命”

之类的宣泄式指控。

第四则论据更多渲染，“囹圄成市，赭衣塞路”

“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

“断狱岁以千万数”

“刑者甚众，死者相望”

，等等等等。

依据此等夸张描绘，秦时罪犯简直比常人还要多，可能么？第五则论据也尽是此等言辞，“狱官主断，生杀自恣”

“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

“贼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

，等等等等。

这一先天缺陷所以成为通病，是中国史学风气使然么？

当然不是。

中国记史之风，并非自古大而无当，不重具体。

《史记》已经是能具体者尽具体了，不具体者则是无法具体，或作者不愿具体也。

到了《汉书》，需要具体了，也可以具体了，便对每次作战的伤亡与斩首俘获数字，都记录详尽到了个位数，对制度的记述更为详尽了。

也就是说，对秦法的笼统指控，不能以“古人用语简约，习惯使然”

之类的说辞搪塞。

就事实而论，西汉作为刚刚过来人，纵然帝国典籍库焚毁，然有萧何第一次进咸阳的典籍搜求，又有帝国统计官张苍为西汉初期丞相，对秦法能无一留存么？更重要的现实是：秦在中央与郡县，均设有职司法典保存与法律答问的“法官”

，西汉官府学人岂能对秦法一无所见？秦末战乱能将每个郡县的法律原典都烧毁了？只要稍具客观性，开列秦法条文以具体分析论证，对西汉官员学人全然不是难事。

其所以不能，其所以只有指斥而没有论证，基于前述之种种历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种一味指控秦法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客观论证。

唯其如此，这种宣泄式指控不足以作为历史依据。

要廓清秦法之历史真相，我们必须明确几个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