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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共11册五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徭役赋税之历史分析（第2页）

依此大体推算，当时的亩产量最高可达当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间！

这一生产力水平，在整个自然经济时代，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

同样依据上述三史，秦帝国时期中国垦田大体已达到八百二十七万顷。

由于人口的不确定，我们不能确知当时的人均耕地数字。

但是，每人占有耕地至少在数十亩至百亩之间无疑，大大超出今日数量。

如此历史条件下，战国与秦帝国时期的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其税率的提高无疑是必然的。

然则，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究竟有多高，没有帝国原典史料可查。

董仲舒的数字，也没有明确指认自己的史料依据。

董列出的田税率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

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的这个数字不是国家“税率”

，而是佣耕户的地租率。

其实际所指，是如陈胜那般“耕豪民之田”

的佣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收成。

董仲舒显然不懂经济，将地租率硬说成国家税率，使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猛然提升到十分之五的大比例。

有意还是无意，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后世将这一典型外行的指控当成了历史事实，当成了真理性质的史料依据。

就历史事实而论，交租之后的经济逻辑是：国家以地亩数量征收田税，只向地主征收，不针对佣耕者征税。

之所以不针对佣耕者，有两个原因：其一，佣耕者耕的是地主的土地，佣耕者不是地主；其二，佣耕者是流动的，若以佣耕者为基数征税，固然可以避免历代都大为头疼的“漏田”

现象，然在事实上却极难操作。

所以，佣耕者向地主缴租，国家再从地主之手以登记核定的田数征税，是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的田税法则。

唯其如此，此后的经济逻辑很清楚：佣耕者的一半产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应该缴纳的田税。

而地主不可能将粮食全部交税，而没有了自家的存储。

是故，秦帝国的田税只能比“什五税”

低，而不可能高。

最大的可能是，国家与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为田税。

如此，则田税率为十分之二点五。

即或再高，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

因为，秦帝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根基阶层搜刮净尽。

第二则，再说人口盐铁税率。

人头税乃春秋战国生发，夏商周三代本来就没有，说它“二十倍于古”

，是没有任何可比意义的。

人头税之轻重，只能以当时民众的承受程度为评判标准。

而史料所记载的人口税指控，除了秦末历史谎言的“头会箕敛”

的夸张形容，再无踪迹可寻。

所谓盐铁之利，在“九贡九赋”

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没有，至少没有铁。

即或有盐利，肯定也极低。

因为，三代盐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征收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