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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第3页）

秦法如此，后世亦如此，包括当代法治最为发达的国家也如此。

从此出发审视秦法，我们对诸如连坐法等最为后世诟病的秦法，自然会有一种历史性的理解。

连坐相保法，在中国一直断断续续延伸到近现代才告消失，其间意味何在？何以历代尽皆斥责秦法，而又对秦法最为“残苛”

的连坐制度继承不悖，这便是“外王而内法”

么？这种公然以秦法为牺牲而悄悄独享其效能的历史虚伪，值得今天的我们肯定么？

其四，秦法的社会平衡性，使其实现了古典时代高度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从总体上说，秦法的五大创造保持了出色的社会平衡：激赏与重刑平衡，尊严与惩罚平衡，立法深度与司法力度平衡，改进现状与发掘潜力平衡，族群利益与个体责任平衡，国家荣誉与个体奋发平衡。

法治平衡的本质，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正因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会平衡性，所以才成为乐于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才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与激发力的法制体系。

在一个犯罪成本极高，而立功效益极大的社会中，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对犯罪的严厉惩罚，而对整个法治不满。

否则，无以解释秦国秦人何以能在一百余年中持续奋发，并稳定强大的历史事实。

荀子云：“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数者何？不是法治公平正义之力么？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甚或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几曾有过以罪犯成军平乱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秦末，却发生了在七十万刑徒中遴选数十万人为基本构成，再加官府奴隶的子弟，从而建成了一支精锐大军的特异事件。

且后来的事实是：章邯这数十万刑徒军战力非凡，几乎与秦军主力相差无几，以至被项羽集团视为纯正的秦军，而在投降后被残酷坑杀了二十万人。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法治基本现象：只有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才能使被惩罚者的对立心态消除。

在一个法治公平——立法与司法的均衡公平——的社会里，罪犯并不必然因为自己身受重刑而仇恨法治，只有在这样的法治下，他们可以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拿起武器，维护这个重重惩罚了他们的国家。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秦国与秦帝国时代，身受刑罚的罪犯确实相对较多，即或将“囹圄成市，赭衣塞路”

“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

这样的描绘缩水理解，罪犯数量肯定也比后世多，占人口比例也比后世大。

然则，只要具体分析，就会看出其中蕴含的特异现象。

其一，秦之罪犯虽多，监狱却少。

大多罪犯事实上都在松散的监管状态下从事劳役，否则不能“赭衣塞路”

。

说监管松散，是因为当时包括关中在内的整个大中原地区并无重兵，不可能以军队监管刑徒，而只能以执法吏卒进行职能性监管，其力度必然减弱。

从另一方面说，秦始皇时期敢于全力以赴地屯戍开发边陲，敢于将主力大军悉数驻扎阴山、岭南两大边地，而对整个腹心地域只以正常官署治理，如果法制状况不好且罪犯威胁极大，如果对法治没有深厚的自信，敢如此么？直到秦二世初期大造始皇陵、阿房宫，关中依然没有大军。

后来新征发的五万“材士”

驻屯关中，也没有用于监管罪犯。

凡此等等，意味何在，不值得深思么？

其二，秦之罪犯极少发生暴动逃亡事件。

史料所载，只有秦始皇末期骊山刑徒的一次黥布暴动。

相比于同时代的山东六国与后世任何政权，以及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这种百余年仅仅一例的比率是极低的。

这一历史现象说明：秦帝国时代，罪犯并不构成社会的重大威胁力量，甚或不构成潜在的威胁力量，反而成为一支担负巨大工程的特殊劳动力群体，最后甚或成为一支平乱大军。

若是一个法治显失公平的社会，不会如此自信地使用罪犯力量，罪犯群体也不会如此听命于这一政权。

当陈胜的“数十万”

周文大军攻入关中之时，关中已经无兵可用，其时若罪犯暴动，则秦帝国的根基地带立即便会轰然倒塌，陈胜农民军便将直接推翻秦帝国。

而当时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七十余万罪犯非但没有借机逃亡暴动或投向农民军，反而接受了官府整编，变成了一支至少超过二十万人的平乱大军。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假若罪犯不是自愿的，帝国官府敢于将数十万曾经被自己惩治的罪犯武装到牙齿么？

而如果是自愿的，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