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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清代思想史（第1页）

第三讲　清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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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思想确然和宋代或明代的思想大不相同，确然有他的特异的性质。

这是我的《中国哲学史》的最后一部分，向来不曾特别提出作为单独的讲题。

现在把他提出重讲，固然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但这个题目本身却也有单独存在的理由。

因为清代的思想确然和宋代或明代的思想大不相同，确然有他的特异的性质。

我们试取清代初年的大师的著作——关于思想的著作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俟解》《噩梦》。

这些书便和前一辈的《榕壇问业》（黄道周）《证人社会语》（刘宗周）显然不同，好像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

原来在那几十年之间，时代已变换了，讨论的问题也不同了，思想的路径和结果也就不同了。

至于稍晚一点的作品，颜元、李塨的书，戴震、焦循的书。

更是宋明时代所没有。

那是更容易见的，不用细说了。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清代思想史，而不是清代哲学史，这就是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

我们宁可取那做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

我们看清代的思想史，可以看出四个大趋势：

1.实用主义。

2.反玄学的运动。

3.考证的精神。

4.历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借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1613～1681）的一生来说明这四种趋势。

顾氏所以能成为一代开山大师，也正是因为他最能代表清代思想的种种特点。

一、实用主义

顾氏说：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

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尚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宗社丘墟。

……（《日知录》七）

他在别处又说：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

舍“多学而识”

，以求“一贯”

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与友人论学书》）

在建设的方面，他很简单地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